○严搏非

约请孙隆基先生写这部《新世界史》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年他携夫人来上海休假，住在郊县的一个叫“太阳岛”的地方，我和当时还在三辉工作的应亚敏每日往返，拉孙先生进城赴一些约好的座谈和访友，此外，便是每日的长谈。当时孙先生正要开始他的《世界史》课程，已经有了一些朦胧的计划，甚至对这个注定漫长的写作产生出一些兴奋，他似乎隐隐地感受到，那数万年的人类文明将会在这场新的写作中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涌现。那时的孙隆基就像面对着一幅尚未着墨的巨大画布，你似乎能感受到他对那些即将重现的壮阔历史的期待。就是在那个时候，孙先生欣然应下了我的邀约，显出十足的自信。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那一刻，一位著史者的凛然雄心突然间显露无遗。然而，漫漫长路也由此开始了，整整八年的沉寂，直到前年孙先生终于来电话：第一卷写完了。

孙先生一直是位被低估了的学者，汉语学界对他的认知几乎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那一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上。然而当年的一纸风行在孙先生看来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人们的追问下，他总需无奈地说明：“那只是我研究生时候写的东西”。这是个胸有大丘壑之人。寻常的知识工作根本无法让他满足，也许，只有像重写世界史这样的挑战，才能让他完全沉寂下来。孙先生极为博学，谈话时你常常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冒出一堆你闻所未闻的人名和书名。虽然他拿的是东亚研究的博士，却又有苏俄史的背景，对国际共运、马列原典非常熟悉，于是捎带着，他还对中共党史也相当熟悉。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请他提意见，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掷下一篇千余字长文，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讲起，一直讲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文末曰：提供比较视野。这次《新世界史》第一卷出版后请他来北京讲座也是一样，北大一场的讲题为：“中国是否超前？西方照样升起？”他从加州学派讲起，一直讲到英美主义的传承和现实的力量，这对峙两端的基本立论和材料，几无遗漏。这篇讲题可谓近年少见的好文，从容平静，却又很好地回答了这几年颇为热闹的“中国例外论”，堪称近年来难得清醒的世界大势之论。孙先生比较遗憾的可能是他的美国研究完全被大陆学界忽视了，几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弑母的文化》，几乎没得到任何评论。

这么一个游走于港台和中美之间，在美国大学任教30年，又在台湾大学执教10年的人，无论从哪一地来看，他都是个边缘人。然而学术的创造往往就起于边缘，就像当年德国学术最为璀璨的时代，当时的德国就是欧洲的边缘。这两年风靡世界的《人类简史》，作者是位以色列人，亦同样在世界的边缘。边缘人，由于不在主流之中，反而能免除成见。孙先生的这部《新世界史》似乎又在印证这一点。这部《新世界史》几乎突破了已有的一切边界，重新刻画若干大时代的更替和变迁，他从冲突中寻找融合，而且他相信，演化，是因为融合而发生的，而更重要的则是，这幅巨大的画面，迄今为止，是被成功地拼合起来的。

《新世界史》这部大书现在还只出了第一卷，此后的两卷应该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出来，据我所知，弄不好这第三卷又将会写成上下卷，因为这卷大概会涵盖1000年的时间，接下来，也许会是一卷或若干卷的《20世纪史》。诸位，这便是典型的历史写作了：常常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写完！在华人学者中，决意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世界史，至少是前无古人的。而所以现在叫“新世界史”，则因为这部世界史其实是以全球史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只是为了区别于目前市场上的各种“全球史”，才定名为“新世界史”。

孙先生浸淫史学研究五十多年，有着纯粹的知识兴趣，虽平日为人一派淡雅，但你读他的著述，却处处锋芒毕露、新意迭出。纯粹的知识人在知识上只为求真，是不会有什么委婉客套的，他们对知识的敬意正是表现在对批评的开放上。孙先生这部《新世界史》在许多关节处颠覆了一般史书的固有定论，而孙先生自己亦在序的开端便直陈其写作之目的：“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我相信，孙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份儒雅的精神中充满的是对真相的敬意，而那些终于被新知连缀起来的历史画面，则会如惊涛骇浪般地充斥他的心灵，于是，这个酝酿已久的尖峰时刻终于降临了。

虽然我也和其他读者一样很期待第二卷、第三卷，但这第一卷就非常好看！大开大合，处处出新。中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古文明、波希战争、轴心时代。勿说古文明已经距我们太远，今天的ISIS，不就还想将人类拉回中世纪吗？那些古文明的精神起源，正是对我们最初的塑造，人类幼年时代的记忆，还依旧存放在人性的深处，端看今人如何去对待。孙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以一部他自己不以为然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影响过许多人，30年后又以一人之力完成数卷本世界史，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知识人是大有可为的。而现在，我们则可以期待，孙先生的这部新著，还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作者是三辉图书总策划，也是《新世界史》一书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