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罗毕（书评人）
壹
所有秘密的核心，在于时间。就如同我们在2017年初再来回顾2016年，那个所谓的一年本身，只是一空洞单位。但其中的某些日子、某些片刻可能会显得更为漫长。比较真切的不是某年某月这种呆板的刻度，而是某时的某道阳光，某人的脚步声音。
在与时间搏斗的游戏中，敏感于细节乃是入门的诀窍。塔奇曼深谙此道。当回顾1964年的一场博物院庆典时，她注意到了《时代周刊》所提及的细节，“聚会中用到了960瓶酒，可装7680杯3盎司的酒杯。”数字一出，我们似乎回到了那个现场，沉浸在香槟醉人的酒香和金黄色的浮华里，塔奇曼称之为“计以盎司的历史”。塔奇曼对概念化的历史投以质疑的目光，她倚重于对历史中那些盎司细节的搜寻和编制，这带来历史的某些真实，同时也可能为她拨开细节纷繁的迷雾。
在面对艾希曼中校，党卫军犹太事务局局长——纳粹灭绝犹太人方案的具体负责人时，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以若干历史细节反驳了“平庸之恶”。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家、本身也是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将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解释为丧失独立思考和选择能力的平庸者对命令的机械执行。但塔奇曼恰恰以盎司般的细节进行反驳：当一位意大利军官的犹太妻子想要逃离集中营时，虽然意大利大使馆、甚至德国外交部都从中说项，但艾希曼仍然疯狂地阻止了她。在战争末期，当苏联红军已经近在眼前，艾希曼还能从国防军那里取得列车，加班加点运送和屠杀犹太人。
在细节面前，真相豁然洞开，艾希曼绝非仅仅奉行上级命令的平庸公务员，而是主动、积极，乃至奉献出无限热情的施暴狂。但塔奇曼在占领了事实高地之后，却停留在那里。如果顺着塔奇曼的视角进一步评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任何一个制度之恶的实施者，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中都有着将枪口偏离一寸的选择空间，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恶的命令，本身便是其对恶的认同。
贰
在历史证据中浸淫深了，塔奇曼得到一个惊天启示，引导和塑造了人类历史的那些君王、贵族、将军、总统们，居然多是一群蠢货。《远方之境：动荡不安的十四世纪》、《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说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意思。
在《远方之境》中，塔奇曼以法国的库西男爵为线索，讲述了14世纪的欧洲如何在黑死病、十字军东征中一步步陷入灾难和混乱。这部历史作品的开场，以小说般的场景展示了库西家族的城堡，城堡的台阶之高令登临者有登山之感。塔奇曼如此不厌其烦地展示酷似巨人之家的库西城堡，是为了引出她对整个14世纪大死亡和大混乱的解释，当时领导整个欧洲的贵族阶层是一种重要因素。以库西家族为例，他们崇尚的是暴力和血腥，以及对这种暴力的自豪与炫耀——库西将俘获的敌对领地的农民倒吊在他们的睾丸上，直至农民睾丸碎裂掉下来为止。
在塔奇曼的讲述中，14世纪欧洲的灾难，“十字军东征”的失败都与贵族阶层这种暴力的虚荣有关。法国骑士团在面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时战败，导致了基督教国家联军整个东线的崩溃。此后巨额赎金又导致欧洲内部的国王和领主、领主和农民之间绵延数十年的冲突。
塔奇曼将14世纪的大混乱，称为一面远方的镜子，其意图明显。此书写于1978年，当时“越战”刚结束三年，而整个世界正处于焦灼的“冷战”状态。
对塔奇曼而言，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领袖们互虐的历史。尽管人类的科技一日千里，还跑到了外太空，但是“人类的在管理形式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在《愚政进行曲》中，塔奇曼发现，政府的愚蠢，不单表现为暴政和压制，更为吊诡的是“奉行一种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应该有利于维护统治主体的利益或优势，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
叁
在塔奇曼的历史拼图中，让全世界流了那么多血的“一战”和“二战”，让美国流了那么多血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人祸，其战争车轮势不可挡，主要是由于政府首脑和精英阶层的愚蠢。
“一战”爆发前的历史，可参看《骄傲之塔》，在此不作赘述。而二战在塔奇曼看来，同样有着一个绝佳的避开机会，那就是1916年。
当时，德国政府内部为是否要重启“无限制潜艇战”而焦灼、纷争。事实上，此时美国尚未参加一战，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同盟国与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之间已经到了的对峙阶段。无论德国还是英法都有求和之意，而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正有撮合双方和谈的意图。
在重启“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决策上，德国内部从首相贝特曼到外交部、财政部的所有高官都是激烈的反对者，他们用五根手指头都能算清楚，如果美国参战，德国必败。德皇事实上也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德国最后做了相反的选择，走向了深渊。而塔奇曼认为，如果德国政府在那个时刻更多受到文官系统的影响，及时和谈，那么就不存在战败的屈辱，不会有希特勒，更不会有“二战”。
为何愚蠢最终占了上风？
塔奇曼认为，那是因为和谈对当时的德国军队高层而言，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性格就是命运。德国人受到的教育是以武力夺取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调整。即使有战败的风险，他们也无法放弃扩大版图的目标。深渊在召唤他们前行。”
没有学习如何调整，是真正的要害所在，也是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未成年状态。因为，成熟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拉开一段距离来反观自己，从而摆脱儿童典型的自我即世界的心理。而不成熟，在塔奇曼看来，就往往表现为“好面子”。她在《对日本的诊断》中，写到的都是这种冒着幼稚气的举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深受世界的谴责……日本唯一的应对，就是告诉自己，它没有错，那么指手画脚的人都错了。”被外国诟病时，“日本经常以一种天真的受害者形象示人。”这里有着一种奇特的心智上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缺乏西方人称之为逻辑的东西”，“表象比实际更重要。如果一个日本人要被迫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他就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街上碰见一个讨厌的熟人那样。”
肆
正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甚至带着点儿童期自恋倾向的心理氛围中，用自己的意愿来替代真实世界的状况，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面子，与自身利益相矛盾的种种选择也就不是什么咄咄怪事了，比如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
除了心理上的幼稚，更为常见的愚蠢来自于权力本身。“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往往日渐消退。”因此，当权力与责任相脱离，权力的使用者就越来越活在一个没有现实反馈的世界中，最终做出对自己都不利的决定，自己一步步走入深渊。
在塔奇曼以人物和细节为经纬的小说笔法中，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愚蠢政治决策都被撸了一遍。从特洛伊国王为什么不去检查一下木马而直接拉马入城，到阿兹特克国王不做抵抗就把西班牙征服者带入首都，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与贵族们的互相厮杀，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实行错误政策以至于导致美国独立。
谈到美国独立，塔奇曼倒是由衷唱了一曲赞歌。《第一声礼炮》的副标题是“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这另一种视角，就是从历史细部看过去的视角。独立战争中，美国海军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当时有几艘船？为什么说当时的舰长一般都是性格暴躁的？法国与荷兰是如何介入美国独立战争的？所有这些都被放在具体的地点和日期中展开，你在书中仿佛能看到海船甲板下面的污水，闻到萦绕不散的腥臭。
但就副标题所带来的阅读期待而言，《第一声礼炮》是一部细节过剩，但另一种视角的理解和阐释却略显缺失的作品。比如，当时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和人口数量，比如殖民地的新闻出版和社团组织水平等，这些与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精英们的勇气和决断一起，共同开启了美国的历史。而在塔奇曼淹没读者耳目的历史档案细节中，物质层面的因素和政治上的斗争，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在一个浩大的对象面前，以盎司为单位来编制历史叙述，如果没有更为强大的逻辑为脉络，那么本来称为明镜和指引的历史将化为齑粉。当塔奇曼不是那么犀利和美妙时，她的作品读来就有了一种琐碎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