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雪飞（出版社编辑）

谈到商鞅变法，一般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徙木立信”的故事。从我们的小学课本，到当下各大电视台火热的国学讲坛，谈到中国历史，都少不了商鞅“徙木立信”一环。诚然，“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如是说，想必大多数人也都会有这样的认识。

但张国刚这里强调的“意义”，却并非同以往的历史学家那样就变法而谈变法，就变革内容而谈其对后世历次改革的影响，而是站在纵观历史的高度上提出了新论：商鞅变法提倡的价值观，即不断地努力工作就能改变自己身份的观念，把人们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如何掌控这种欲望，如何对世道人心和现实秩序进行管控，是后世统治者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从管仲的“四维”、贾谊《过秦论》到后世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所一直在力求解决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解读历史成为社会文化的热点之一。各种性质的历史读物、各种形式的国学讲坛蜂拥而出，大有令人目眩神迷的趋势——传统文化应该听谁讲，历史读物应该怎么选择，成为困扰大众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历史学者因其自身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责任的担当，其著作包含新知的含金量、传递知识可靠性、及对问题的反思深度，都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张国刚教授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对历史的解读，不仅有历史的高度，还有中西文化比较视野的广度。譬如他将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的商鞅变法与欧洲的雅典改革做了比较，指出两者因社会性质不同而改革重点分别在耕（土地问题）战（奋发动力）和工商业外，认为“雅典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于权力的制衡，公民权利的保障；商鞅变法，注重中央权力的集中，社会管控能力的提升，不是制衡，是管控。”

听历史学者讲历史，是大众读者的福音，但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对历史学者的一大考验——学者，在学术体系中必须讲求学术话语和专业思维；而大众读者则需要浅白易懂、深入浅出和趣味横生。从面对学术体系转到面对大众读者，以大众读者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形式来讲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转型。欧美学者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基本都有这个共识；那么中国学者有没有这个意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张国刚精心选取了《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以通畅浅近幽默的语言，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娓娓道出，融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反思力于谈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