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的代表作《遗弃》曾获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该书迄今已出过多个版本，在这一最新的版本中，他在重写的基础上对部分文字做了调整，语言更流畅，细节更完美。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薛忆沩借《遗弃》谈到了他“以个人为中心”的写作观念。

晶报：《遗弃》的主体部分是日记体，在形式上具有很强的实验性，您写作时是否有意把文本创新放在首要位置？

薛忆沩：我写作的形式和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是唇齿相依的。我的确将文本的创新放在首要位置。其实从我的长篇小说《空巢》和《希拉里、密和、我》更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内容的要求。没有合适的形式，我的内容根本就不会就范。这很像是男女关系：内容是清高和孤傲的一方，形式必须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才能够得手。从表面上看，形式是主动的，而事实上，它完全受内容的控制。

晶报：您的作品对个体生命有极大的重视，颂扬个体是您的小说观之一吗？

薛忆沩：对。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个人是整个文学的根基。这一点，《遗弃》是很好的物证。现在这部作品的最新版本又已上市。这给读者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查我的文学道路的机会。那部作品以个人为中心展开的全部触角构成了我整个文学的根基。从个人这个根基出发，文学可以去探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等等。正因为这样，文学一定是自由的，也一定是“多样”的。

晶报：从写作伊始就注重个体生命？

薛忆沩：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从根本上说，它始终执着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语言之间的纠缠，几乎没有变过。以“深圳人”系列小说的那篇《小贩》为例吧，它根植于一个脆弱的中国孩子的一段脆弱的生命体验，而且它也是我最喜欢在加拿大的文学节上朗读的作品。每次朗读都深得读者的认同，它证明了好的文学会让读者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晶报：昆德拉把人分为小圈子里的人和世界性的人，在全球化时代，您是否在追求成为“世界性的人”或“世界性的作家”？

薛忆沩：昆德拉如果再分出一类没有圈子的人就好了。我应该是属于那一类的人。我去年在国内的多场讲座都是围绕着“全球化时代”展开，我去年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也是对“全球化时代”思考的一种结果。我在那些讲座中反复强调，2016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年份。之所以关键，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时代”好像已经走到了瓶颈。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事实上是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支持全球化的人，一种是反对全球化的人。这两种人的冲突将会决定未来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时刻，超越“世界性的人”和“世界性的作家”当然是特别有益于人类的。我相信所有虔诚的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人类。

晶报记者 欧阳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