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一个下午，回南天的潮润尚未散去，深圳一个静谧的房间内，阿尔及利亚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回答着记者的提问。年届七旬的桑萨尔先生时而耸肩，时而摊手，随意扎起的白发短辫在灯下闪着奇异的光泽。2015年他推出了法文反乌托邦小说《2084》，该书甫一出版就风靡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桑萨尔坦言《2084》是一本向《1984》致敬的书，那么从《1984》到《208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人类对自由的理解是进步了，还是原地踏步？或许，我们可以从桑萨尔的访谈中找到答案。

晶报记者 欧阳德彬

子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也让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晶报：既然是内战让您拿起笔写作，那么写小说对您而言是干预现实的工具吗？

桑萨尔：面对内战，阿尔及利亚国民的选择并不多。第一个选择就是拿起武器参与到内战中去，如何站队成了问题，站在其中一边就要与另一边兵戎相向。第二个选择就是逃跑，就像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一样，人们携家带口逃得越远越好。通常都是逃跑到我们原先的殖民宗主国法国，另外也有一些人逃到美国、加拿大甚至是澳大利亚。

这两种选择都非常艰难，后来我们三十多个人成立了一个社团，社团致力于寻求外界的帮助，寻求国际社会对阿尔及利亚的帮助。成立社团后，我更加明白了写作对于干预现实的重要性。我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小说去找寻引起战争的原因，让更多人通过阅读了解这些，尽量避免战争再次发生。

探究未来世界的样貌

晶报：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人类的沟通与分享看起来有较大改善，但这并不能说人类发展的走向是向好的。那么您为什么把《2084》的背景放在未来呢？

桑萨尔：其实，全球化和互联网恰恰压缩了个人思考的空间，个人越来越丧失思考的能力。很多人为了生存而奔波，根本无暇思考，也有很多人沉浸于电子游戏和虚拟空间，放弃了阅读和思考。的确，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差异性，地球村的感觉让每个人面对同样的超市，同样的手机，甚至大同小异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随大流，不再独立思考，这种倾向需要特别警惕。

我设想，在人类未来的一天，绝大多数人都停止了思考。人类期盼美好的未来，寄望于乌托邦，但乌托邦往往只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幻梦。与其说我的这本书是反极权主义小说，不如把它看做反乌托邦小说。就拿阿尔及利亚当时内战的情况来说，其中一方打着宗教的名义宣扬乌托邦，实际上却在犯罪与杀戮。

晶报：您对乌托邦的批判显示出您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忧虑，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反思集中营和纳粹的杰作。哪些作品对您写作《2084》有借鉴作用？

桑萨尔：动笔前，我确实做了很多的功课，尤其是大量阅读描写集中营的书籍，至少有七八百本吧。其实，我在200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德国村或席勒兄弟日记》的小说。那本书就是一次对纳粹制度的系统分析，阐述它的形成、手段和目的等问题。这些书都在反思过去，但我最想探究的是，人类世界未来的统治方式会是什么。这些探究体现在这本《2084》中。

致敬奥威尔

晶报：在《2084》中，有个考古学家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给人的感觉他也是一名觉醒者，可是忽然失踪了。您想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什么？

桑萨尔：考古学家在现实中有原型。这个问题还得从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谈起，刚才我说了自己和一些作家、律师等三十多名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探讨政治和战争的社团。我们不仅谈论和思考国内暴力问题，还调查出很多骇人听闻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披露给国际媒体。

令我震惊的是，我们三十多人当中有一多半被暗杀了，有的失踪了。杀手甚至当着被害人妻儿的面行凶，真是毫无人性。《2084》中失踪的考古学家的结局就是被暗杀了，他的原型即是我那些被暗杀被失踪的朋友。

晶报：主人公阿提患上结核病住进疗养院，为何患的是结核病呢？《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就患过结核病，并打算住进疗养院。其中有什么关联吗？

桑萨尔：选择结核病自然有我自己的用意。写作《2084》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给我带来了灵感，所以我把书名取做《2084》，也希望能致敬奥威尔。奥威尔当时在印度患上结核病，有个医生告诉他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疗养院，或许可以治好他的病，可是他在去疗养的前一周就去世了。

《2084》中的疗养院不是现代化的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疗养院，而是一家荒凉偏僻的疗养院。阿提其实就是乔治·奥威尔本人，我希望他去到未来，我想知道他怎样理解那个世界。

文学能找到未来的出路

晶报：您文学的传统主要是法国文学吗？

桑萨尔：从我的家庭背景来说，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非常喜欢阅读，对阅读抱有极大的热情，并把热情传递给了我。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我整个人都浸淫在文化、文学的浓郁氛围当中。每天都在阅读，不局限于法国文学，还有德国、英国、美国和西班牙文学，另外我本身也有一部分西班牙血统。在我开始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有了很好的武装才走上写作的战场的。

晶报：《2084》译者余中先教授介绍说，这本书全靠理念推动，以哲思见长。

桑萨尔：我受到过很多种哲学观的影响，那些影响像是一件纺织品，不是简单的平行叠加，而是复杂的经纬交织，混杂着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面临选择的焦虑：是承袭父母的思想理念以及宗教传统，还是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是机械性地按照惯性继续生活下去，还是依靠自己创造一个有安全感的未来？我认为，对未来的解答，找到未来更好的出路，正是文学的基本目标。

新作有关《变形记》

晶报：《2084》中极少出现女人形象，为什么？

桑萨尔：《2084》是一个虚构的未来社会，而这个社会是属于男人的，没有女人的位置。在过去的纳粹德国，宣传照上大都是强有力的男性形象，因为他们需要体现这种统治规则——不能有柔美、阴柔的存在。女人代表着美和善良，在“2084”的社会里，女人的地位必须被抹杀到次要位置，或者异化成男性形象。类似的书都有这个特点，比如奥威尔的《1984》。

晶报：但《1984》里的爱情书写比《2084》篇幅多。

桑萨尔：因为《1984》是在英国文化语境下遥想一个遥远的政权，但我写《2084》的背景是赤裸裸的现实，比如一些国家，女人是不被允许露脸的。这也是我试图超越《1984》的尝试。我的这本书探讨了一些政治问题，同时我也力求该书具备文学性。很多政治作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政治观点上，而忽略了作品的文学性。

晶报：如果说《2084》是一则关于未来人类的寓言，那么我们都希望未来不要那样糟糕。您怎么看人类的未来？

桑萨尔：目前地球上有超过70亿人口，未来可能会有100亿，气候将愈发变暖，新的疾病将会在全球蔓延，水资源匮乏，甚至会发生粮食短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权力之争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能会出现两种权力体制，一个是宗教体制，那我们就回到以前以宗教来治理国家的情况；另一个或许是科学的体制，以科学的方式治理国家。归根结底，这两个体制都逃不过权力之争。

晶报：《2084》迄今已经出版了60余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这是一个奇观。您现在成了畅销书作家，那您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桑萨尔：现在活动邀请比较多，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参加活动。当然，我也留出时间准备写作新的小说，我对卡夫卡的《变形记》很感兴趣，打算写一本关于变形的书。同时，我也要通过小说宣扬和平与多元共存的价值观。毕竟，当今世界的某些地方依然动荡不安，写作就成了我唯一的武器。让我欣慰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比从前好了很多，国内有了一些捍卫和平的组织，所有的人要一起努力。

通过写作寻找战争的原因

晶报：了解到您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工业部担任高层，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写作道路的呢？

桑萨尔：因为战争使我懂得文学是干预现实的武器。在我的童年时代，也曾见识过战争，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太大感受，只是看到很多军人，觉得好玩和有趣。

1965年到1990年，阿尔及利亚处在军人统治阶段，相对来说还算和平。到了1991年12月，因为军方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引发了内战。军方与“伊斯兰拯救阵线”征战不息，各小团体之间也矛盾重重。到2002年内战结束，已经造成超过十万人死亡。

有次我独自开车经过一条高速路，看到路边摆放着几十具尸体，旁边有一群武装分子。那时候，我感到一种极大的恐惧。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场景经常进入我的梦境，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晶报：文学创作可以驱散这些恶梦？

桑萨尔：可以释放恐惧。我博士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可是，学生因为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少，到后来已经无法正常教学。要知道，在学生们去学校的路上，经常遭遇封路和爆炸。那个阶段，我暂时离开了祖国，还去过美国帮助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了一段时间火箭研究。再后来，我回到阿尔及利亚成了一名政府工业部公务员，见识了种种官场黑暗，这也为我以后写《2084》提供了素材。

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尝试写小说。第一本小说名为《蛮族训道》，因为批判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乱象，我本人被强制休假了。等我2003年与另外四位阿尔及利亚作家合作写出《隐私与政治日记：阿尔及利亚40年后》这本书后，我彻底失去了工业部的工作。接着，我成了一名专职作家，然后就有了这本《2084》。

晶报：除了文学，您感兴趣的领域还有什么？

桑萨尔：我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政治和教学，我还喜欢文学、信息学、音乐。本来我的生活应该按照既定的轨迹发展下去，但是国家突然间遭受了灾难（阿尔及利亚内战）。内战的爆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