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

常听到一些人在感叹：当今这社会，除了权力与金钱，还有什么能令我们敬畏？这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人对权力与金钱也谈不上敬畏，只是谄媚与贪婪而已。我们现在无论谈论任何问题，最后都会扯到权力与金钱上，连呼吸、饮水、买房、求职、马路塞车、挂号看病、小孩入学，谈婚论嫁，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离不开权力与金钱的考量，当然也包括文学，包括在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人这样的问题。

在《花城》杂志读到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文章《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承认是被这个标题吸引而读的，实际上这是他的名著《路边狗》的节选。

因为自己是诗人而感到羞耻，这种感觉我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的，当然，那时我也不是诗人，只是写了一些小说，便常常因写小说而感到羞耻。眼看周围的朋友，个个下海经商，横向发展，拎着个公文箱满街跑，办公司，签合同，数钞票，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在绞尽脑汁苦想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类蠢问题，确实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所以当别人问我在忙什么时，我绝对不会说在写小说，只会说：“没啥忙的，没啥忙的，你有什么好介绍，让我也发点小财？”

不过，深究起来，这种羞耻感，恰恰是基于对文学的敬畏，认为它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所以干脆不说，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清高。但到了今天，这种微薄的敬畏恐怕也荡然无存了。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就算你扒光衣服站在公众面前，也没人对你的身体缺陷感兴趣，就算你打锣吆喝，也没人想停下脚步看一眼。这成了另一种羞耻。

这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吗？显然不是。我简直不知道现在残存的文学杂志是怎么生存的，除了图书馆订购，还会有个人订户吗？这个问题我甚至不好意思去问那些杂志编辑。同样，现在的出版社文学编辑是怎样做图书的，说出来也令人沮丧，据说大家都感到江郎才尽了，因为想出任何选题，都会被领导一句：“能赚多少钱？”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各种项目资金的资助上，整天忙着填各式各样的表格，申请各种各样的项目资金，一旦申请成功，就可以旱涝保收，不必再为市场利润头痛，领导高兴，编辑轻松，做市场营销的也舒服，皆大欢喜。所以现在的编辑，有一半时间是用来埋头填表的，不会填表的编辑不是好编辑，只有拉不到项目资金的编辑才会有“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感觉。

如果现在米沃什以大无畏的姿态挺身而出说：“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在文学的国度，也许会让人有那么一丝半缕的悲壮之感，但在这里，人们只会哑然失笑说：好啦好啦，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葱啊？没人想嘲讽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只有当诗与权力或金钱挂上钩时，才会引起人们吹捧、赞美、嘲讽、咒骂、吐槽、拍砖、单挑、围殴的热烈冲动，才会有人愿意为它打笔墨官司，甚至真的上法院打官司。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世上的人心是不会死绝的，真正的文学永远会存在。这些年举办过几次史铁生作品朗诵会，让我常常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在史铁生那间著名而简陋的房子里和他聊天的情景。他那残缺的身体与开朗的笑脸，形成鲜明对照，常在我面前浮现，让我长久地感动。这也是我读到米沃什这段话——“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时，在脑海里出现的一点淡淡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