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清政府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清政府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这个中央机构可谓人才辈出，例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其中许景澄和陆征祥师徒的命运最坎坷。

许景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前，上书力陈驱散义和团，保护各国驻京使馆。与太常寺卿袁昶两人，于当年七月初三被处斩。监斩官见二公尚衣冠齐楚，叱手下去之。许景澄说：“某等虽奉旨处斩，然未奉旨革职，况照例亦应穿戴衣冠，岂汝作官多年，此例尚然未谙耶！”监斩官面红耳赤，一时无语。既而袁昶说：“吾二人死固不足惜，然究竟所获何罪，而受此大辟，请即见告。”监斩官怒叱。袁昶说：“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虽死，留得清名于后世，他日自有公论。但洋兵不久必来。”于是二人遂从容就刑。许景澄成为首位为庚子事变殉难的外交官。

陆征祥，同治十年（1871）生于上海，字子欣，或子兴。父子都属伦敦教会。十三岁进入上海广方言馆。二十一岁考取北京同文馆，继续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光绪十八年（1892），许景澄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派学员陆征祥，以四等翻译官身份驻圣彼得堡公使团。陆征祥初到俄国时，并无意于外交，许景澄愿收他为徒。教的第一课，便是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去指责它，而要尽己之责，学着从旁观察欧洲那些最出色的官员的言行举止，要为自己制定生活和行动方案。

许景澄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期间，期待中国实现现代化，用今天的风尚来激活尧舜禹的精神。许氏观察欧洲，试图深入了解欧洲最成功机构的运转原则，了解欧洲前进的动力，他要找到欧洲社会平衡的道德力量和激情，将之用于中国。许氏认为：欧洲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武器或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他勉励陆征祥，日后当外交官可多了解基督教。基督教有许多派系和各种团体组织，应争取进入其中最古老的派别，也就是最接近宗教本源的那个教派，去研究它的内部管理，了解其使命。日后退休时，或许还能进一步，选择一个最古老的修会。若可能，他希望陆成一会士，研究会士精神生活的秘诀。

1912年陆征祥回国，入阁担任外交总长。陆氏首先确立三个新原则：首先，建立外交官考试制度，坚决排除当时的荐举和徇私之风；第二，在各省朝聘，使得全国范围的候选人可汇聚一起，共同为国效力；第三，选用在国外学习各国语言的人才进入外交部。

1915年1月日本已占领青岛，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挟制中国承认日本接手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由此提出一系列特权和所要享有的特惠条件。特别是第五条，欲以其对朝鲜殖民地的条件，逼中国就范。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作为代表谈判，不由感叹弱国无外交。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隔年1月举行巴黎和会，日本继续提出《二十一条》。4月下旬，当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国人跌入沮丧和愤怒的深渊。隔月爆发“五四”运动，导致学生示威与罢课，进一步引发抵制日货，得到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陆征祥当时担任和会的首席代表，他不服从上峰的命令，拒绝签约，直到政府受压发来电报，让他拒签。陆征祥后来决定在1920年12月正式离开外交部。

1926年4月26日，陆征祥夫人培德在瑞士过世。隔年7月5日，陆征祥正式加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当修士，取名天士比德，学习拉丁文和神学。1935年成为神父，1938年晋升为司铎，1945年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病逝于比利时。他晚年在圣安德鲁修道院的几次演讲1945年在比利时结集为《回忆与随想》，2016年9月在上海译成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