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啸尘（出版社编辑）

谢默斯·希尼在评价米沃什时说：“作为一个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这些令常人艳羡的特权，由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磨砺而来。在历经战争、集权统治、恐怖袭击之后依旧能在文字中保有敏感与坚韧、灵性与智慧的写作者，从此成为闪亮的星。夏榆所做的，是替读者向群星发问。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写作？

有人以笔为戎，成为时代的勘探器和指南针，不惜成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大江健三郎）也要用文字唤醒社会。他们清楚人性善忘的弱点，因为“当巨大而有震撼力的真相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努力试图把它遗忘”（阿尔·戈尔），而“我们这个由于大众传播媒体不断急遽增加而变得一年小似一年的星球，正在经历着一项无法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乃是不肯记忆”（米沃什），因此“问题在于需要勇气面对现实。更坦率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大江健三郎）。他们明白真相难求、发声不易，因而更加坚定地强调：“你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但是对真相的寻求却是必须的”（哈罗德·品特），更加勇敢地呼喊“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思想很独立的一批人，要不然这个国家不能够发展”（顾彬）。

也有人认为作家应与政治保持距离，视写作本身为人生的存在方式。对他们来说，“政治注重的是目标的实现，文学最看重的是人”（克里玛），因此“应该赋予作家不管社会、只管自己的权利”（马丁·瓦尔泽）；在他们看来，写诗“是因为我想以一种更好更美的方式生活，我用诗歌来创造生命，用诗歌赋予世界新的形式，每天建立起语言与世界之间新的关系，打开有关世界、有关人的问题的大门”（阿多尼斯），而“好的写作超越了抱怨，能发现新的特质、线条、社会结构，并告诉你是什么深层原因让你抱怨以及你为什么会抱怨”（奥尔罕·帕慕克）。

当然，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每颗星都有其独特的复杂向度。热心政治的大江健三郎和萨特因其文学天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作家应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克里玛写下集中营的悲苦经历，创作出反对强权政治的剧作。或隐或明，这些被称为政客、作家、知识分子的人们记录下各自时代里“爱与黑暗的故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人性曾经在偏狭的歧途里走了多远，又在追求自由、公正、平等的道路上付出了多少努力。

正如夏榆在序言中所说，汇集于此的文字记录下了时间的轨迹和精神的遗存。作者在担任南周文化版主笔期间用心做了这些访谈，在这些声音被遗忘前给了它们一个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