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欧阳德彬

今年7月，新经典文化集中推出赵志明、双雪涛、孙一圣、于一爽四位“70后”、“8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并冠以“新古典主义”的称谓。

其实，种种主义都难涵盖小说这种开放性文体的全部特点，而这四本小说呈现出迥异的风格，宣示着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

赵志明的小说发扬了说书人的传统，志怪小说、乡土故事、青春回忆流诸笔端，有宋元话本小说的流畅与意趣。他在“虚无中打捞真实，散漫中溢满虔诚”，一度是豆瓣阅读人气作家，这跟发轫于文学期刊的传统作家不同，比较接地气。不过，在豆瓣上崭露头角之后，赵志明也开始在期刊发表作品并出版小说。在成名之前就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这是他的先天优势。熟悉国内文学圈子的人都知道，有些作家在杂志期刊上行云流水，却在出书方面寂寂无闻，即便出书了，销量也是乏善可陈。杂志与图书之异，可见一斑。这种吊诡现象恰印证了赵志明书中的一句话“如果懂得真假不过虚弄，世间奇异皆会有趣”。近年来，他的小说集接连出版，2014年荣获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项，这位“说书人”的文学前景值得期待。

双雪涛的小说常深入人性和历史，有一定的人性张力和历史深度。“80后”作家成长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都有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经历。他们常常有意逃离乡村，竭力融入城市，写作题材也相应地由写乡村童年回忆转为写都市生存困境。相比较而言，双雪涛的写作轨迹并非如此。他生活在现代都市，写作的触角却常常伸向历史，比如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就讲述由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的陈年往事，嫌犯渐渐指向儿时邻居家的父女。刑警深陷其中，随着调查的深入，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参与者。时间跨度与历史氛围的营构都颇见用心。

孙一圣的小说多以北方乡村为背景，却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他的很多小说立足于乡村日常生活，却有超现实的色彩，不难看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乳汁滋养。例如他小说中的父亲总有点理想主义，徘徊于现实和幻想之间。当然，他的勤奋也颇值得学习，他跟作家阿乙一样，有着在饭局埋头读书做笔记的习惯。

于一爽的小说立足现代都市，探究两性之间的微妙情感。在她的笔下，男人外表坚硬，内心懦弱，女人决断优柔，充满绝望，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多有着忧伤的结局。都市男女在光怪陆离的都市中得不到一丝温暖和希望，这是她呈现的现代都市情感样本。

下面，跟随记者对这四位青年作家的专访，且来领略这些文学新人不同的写作风致吧。

尽力写出生活的“灰尘扑面”

●赵志明，小说家，1977年生，曾获得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后天小说奖。作品有《无影人》《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等。

晶报：读了你的新书《无影人》，可以看出你对故事的注重。你怎么看小说的故事性？

赵志明：故事性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彻头彻尾完完整整地讲一个故事，有的人却会把故事肢解开来，扑朔纷呈，造成管中窥豹的效果。不管如何，在小说家那里，肯定是有一个故事核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曾和小说家曹寇简单地聊过这个问题：事，故事和事故。单纯的一件事，既不是故事也不是事故，但是到了小说家那里，有的就会把它演绎成故事，有的就会把它演绎成事故。无论是事故还是故事，都和事脱不了关系，因此，小说的本质，也许就是把一件事说清楚，理直气壮，简单明了，这是起点。而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或是骇人听闻的事故，那是锦上添花之举。

晶报：你曾说“我希望尽我最大的能力，描摹刻画这种奄奄一息的生活，尽量真实，有灰尘扑面的感觉，像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像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像老舍的断魂枪，鲁迅的小酒楼。”能否再深入解读一下你所追求的“灰尘扑面的感觉”？

赵志明：所谓灰尘扑面，就是真实感。你去翻动一件存放久远的物件，就会有灰尘扑面，所以有一个词叫“尘封”；放在当下，不管如何打扫，保持清洁，不蒙尘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有洁癖者，也会遇到难以清扫的死角。对于每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大的目标当然是写出一部不含杂质的小说。然而，在能力未达到的情况下，贸然去闯关，想写出无瑕之作，可能是虚妄的。不如老老实实去写身边可感的人、事，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的作品，相对于内容空洞情感虚假的作品，想必保质期也能长久些，不至于很快变质。

晶报：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第一辑的六篇都以古代为背景，在剪纸为马撒豆成兵的幻术中建构一个小说世界，有传奇志怪小说的影子，但又逃出了志怪小说的一些藩篱。你觉得自己的这些小说与传统志怪小说最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赵志明：传统志怪小说里面有“不平则鸣”的呼求，有时难免有说教的嫌疑。我不是说说教不好，能力达到了，自己又笃信不疑，甚至还别具见解，这样的发声自然能让人听得进去，比如太史公曰，比如异史氏曰，即使隔了百千年，大多数依然有其道理。否则只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也挺没劲的。古代的一些东西，比如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现在当然已经没有匹配的语境了，所以不好说，也说不好。更何况现代汉语虽然脱胎于古汉语，白话小说却差不多是喝洋奶长大的，在行文结构上更为丰富，在思辨上也更为拓展，这些都是新颖的变化。所以总的来说，我的这些小说和传统志怪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我不敢强行说教，只求写得生动有趣。

晶报：我们既有《聊斋志异》这样的小说“土特产”，又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舶来品的影响，近年小说界似乎兴起了志怪小说热，你对此怎么看？

赵志明：志怪小说最大的特征是，传奇简短，可读性强。前人的笔记小说，包括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都有这样的特点。放上世纪在八九十年代，志怪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肯定比不上大部头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到了微博时代，特别是微信时代，阅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电脑或者手机上阅读长篇文字会很不方便，慢慢大家就会更容易接受三五千字的短文。这正是志怪小说的容量。好看不累，还不费流量，当然会相对其他小说受到青睐一点。我现在一直在断断续续写志怪小说，中国传统文学里这类宝藏很丰富，从《山海经》到《三言二拍》，再到《聊斋志异》，值得重新写一遍的事太多了，囿于阅读和学识，很容易挂一漏万，而且这种新编，自己也会有压力，怕贻笑大方。

晶报：你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对接和融合，你怎样看传统和现代？据我所知，一些作家专攻现代小说，一些则只写古代背景的小说。

赵志明：传统很难断尾，现代也很难断奶。以前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容易做，但怎么判断精华和糟粕是个麻烦事，甚至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如用个人喜恶去甄选，这样才能于己有益，对群体也不见得有多危害。至于有的小说家倾向于写什么，这是个人自由，他人无从置喙。

晶报：《石中蜈蚣》这篇小说给我带来着迷又困惑的阅读体验，着迷于诡奇的想象，困惑于文本中的时间空间。你在这篇小说中有没有着力要表达的东西？

赵志明：在我老家，有一种说法，大意是，地下埋着宝藏（金银珠宝玉器之类），这些宝藏会在地下自行移动。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说法。我知道在地下幽灵是能畅通无阻的，假如有幽灵的话，但有形的宝藏要移动，是怎么做到的呢？《石中蜈蚣》想要表达的就是这种空，是空间的这种空。但光写空，我笔力不逮，写不来；于是退而求其次，去写时间。用时间这条线的似是而非，去对应石头或者其他物体的空，造成时空纠缠交错的虚幻感。这也是我本人比较喜欢的一篇小说。

晶报：这本书收录在“新古典写作”丛书中，你觉得这本书中的小说是不是新古典写作？或者说，新古典写作可否涵盖书中小说的特点？

赵志明：说实话，我对新古典写作也是一头雾水。假设有一种新古典写作的话，肯定是指其语言文字、行文语气，甚至谋篇布局和节奏变化，都要体现一种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可是，还没有人对新古典主义提出论述，并有足够让人信服的分析和举证，证明目前提出这一观点的时机还不成熟。

晶报：你小说中的白描特别多，你怎么看白描这种写作手法？

赵志明：诗人杨黎说，要拒绝比喻。假如现代汉语写作，真的能拒绝比喻，那绝对能催生伟大的作品。为什么我们在写作中甚至寻常聊天时，都很难拒绝比喻？一方面是我们语言的匮乏，对所描述之物缺乏了解，因此才借力比喻；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比喻这种修辞确实了不起，能调动所有感官去接近事物的真实状态。白描就是一种最简单直接勾勒事物真实状态的修辞手法。说到白描大家就会想到鲁迅先生，其实四大名著里精彩的白描也很常见，比如“雪下得正紧”；古代诗词里也比比皆是，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语文老师经常提到的一首诗的“诗眼”，大半都是白描，只不过太准确生动形象了，呼之欲出，有时反而过度解释成是拟人或者比喻的修辞手法。个人以为，精准到位的白描，加上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往往就能搭建一部精彩耐看的现代小说了。

想把好事都占了的心态，不适合写小说

●双雪涛，1983年生于沈阳，2009年起发表影评。

作品有《翅鬼》《平原上的摩西》等。

晶报：读了你的中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体会到扑面而来的东北味，有评论家认为你的风格是“北风般的冷峭”，你怎么看？

双雪涛：我不太注意自己的风格，也不太会想到我要完成某种风格，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小说。我是个东北人，那儿老下雪，小时候住在平房，有时会大雪封门，用铁锹挖开，这些东西是天然在我脑海的，也天然地影响了我的思维，无论我将来生活在哪里，这些东西也会一直跟着我。记忆决定了一个人的写作方向，这话是没错的。另一方面，我本身不是一个容忍度很高的人，性格里多少有些锋刃，这些不是地域的问题，是人的成长经历和性格使然，这些东西也是抹不掉的。我同情很多人，很多事，但是也看不惯很多人，很多事，所以注定不会太温存，但是也不会太冷酷。

晶报：在中国当代青年写作中，写都市生活的困境无疑是大多数作者的题材选择，你的小说却回到过去，这出于一种什么考量？

双雪涛：我对当代青年写作的状况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同行在写什么题材，这种概论还是应该交给学院和批评家去做，我的工作就是写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关于历史，无论是社会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都和现在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现在的很多困惑和迷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走得太快，很想把历史抛下，轻装简从，实际上，历史孕育了现在，我们的来路连接着我们的未来。没有面对历史的勇气和智慧，很容易丧失更准确地认知现在和预见未来的可能。

晶报：这本书收录在“新古典写作”丛书中，你觉得这本书中的小说是不是新古典写作？或者说，新古典写作可否涵盖书中小说的特点?

双雪涛：一本书出版，就从文本变成了产品，产品需要一些广告语和朗朗上口的措辞，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我把古典看作一种营养和修为，先立人，再做事，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认可新古典的说法的。是不是能涵盖小说的特点，这不是我特别关注的事情，被别人概括也是我比较警惕的事情。小说很难概括，如果能够被概括，那实在没有写小说的必要，小说需要被阅读，才能知道到底在文字中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回事。

晶报：你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角色是一名银行职员，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提笔从事写作的呢？

双雪涛：这段经历对我写作最大的影响是两点，一是我不好好工作，一边打开财务报表，一边偷偷看电子书，五年看了很多。二是工作太无聊，无处宣泄，直接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决定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之前写了点东西，在台湾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单行本，觉得自己能比划比划。另外就是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工作也不是特别繁重，但是感觉上这么干有点想占便宜的感觉，为了杜绝自己占便宜的心眼，我就把工作辞了，只干一件事，就是写小说。其实我当时受了村上春树很大的影响，村上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有个小酒馆，后来因为写作给卖了，他说当时的心境就是别一起整两件事，想把好事儿都占了的心态，不适合写小说。我觉得大概是有道理的，一个人是很难成为A同时也成为B的。

晶报：阅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极大？

双雪涛：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不但是写作，我之所以成为我，很大一部分是源于阅读。影响我的作家很多，列举起来会很长，捡重要的说，国外作家比如海明威、福克纳、大仲马、狄更斯、钱德勒，国内的作家比如余华、王朔、阿城、汪曾祺，还有很多吧。

晶报：你的很多小说抛开当下熟悉的日常生活，把目光投向几十年前的历史，你怎么做到的艺术的真实？

双雪涛：几十年前的历史，我写得不多，十几年前的历史有一些，当下也有一些。艺术的真实，我觉得应该是个人的真实，既然真实的定语是艺术，那真实的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也要尊重现实的真实性，可信性，但是更多的是写作者自己内心的真实，认为的真实，私人的真实，我是这么觉得的，这样想比较自由一点，轻松一点。

我写的是恐惧，孤独也是恐惧之下的变异

●于一爽，1984年生于北京，作家、媒体人。

作品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等。

晶报：结合你的简介读了你的新书《火不是我点的》，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小说都采用男性视角，这有什么个人原因吗？女性身份，男性视角，如何做到艺术的真实？

于一爽：只是一种假装的男性吧。可能是为了好玩，也可能是羞怯。不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真实？小说就是好好说话吧。不彰显。

晶报：你的小说都是都市题材，却放在“新古典主义”书系里，你怎么看自己的小说和新古典主义的关系？

于一爽：这种命名本身很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我也不清楚它们的关系。

晶报：书中的小说《玩具》写一个文化人与充气娃娃的微妙爱恋，透露出一种感情上的芜杂和怀疑，这是不是您对现代都市男女情感状态的大致看法？

于一爽：我肯定代表不了都市男女，因为我太老了。恐惧是伴随人一生的情感吧。可能我写的是恐惧，孤独也是恐惧之下的变异。

晶报：读你的小说，感受到语言的无遮无拦与古灵精怪，这是你对都市小说文本现代性的尝试吗？

于一爽：可能因为没有经过训练，词汇量低。是贫乏的一种表现吧。另外我真的很讨厌修辞和装饰。

晶报：都市男女两性关系是这本书中时常涉及的题材，这会不会成为你今后的主打题材？

于一爽：这本应该是这个题材的最后一本。一个作者要克服对重复带来的厌倦，而且这种厌倦比读者到得更早。

晶报：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甚至崇拜的作家？可以谈谈你平时的阅读吗？

于一爽：我喜欢美国战后作家吧。我读的书太少。

晶报：书的封面上为何有一只猫？是不是你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些猫的特点？

于一爽：我想将那只猫去掉，美编没同意。

晶报：市面上的都市小说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你如何看待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学严肃性？

于一爽：文学不是规章制度，不需要那么严肃吧。但还是尽量写得善良一点。

晶报：你小说中的男女情感常常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性与爱的界限模糊不清，你试图表达什么？

于一爽：我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

想像力像小鸟，但飞累了总要歇一下再飞

●孙一圣，1986年出生，“果仁小说”执行主编。

作品有《猴者》《牛得草》等。

晶报：你的中短篇小说集《你家有龙多少回》，几乎每一篇的故事背景都在乡村，可见乡村生活对你写作的巨大影响。那么，作为乡村在你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孙一圣：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生活和人都很熟悉。我记得有谁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个作家都在写自己的童年。”我记不得是谁说的了，也不知道原句是不是这样的。我觉着这句话很对。变通一下讲：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童年里。所以，我是逃不脱乡村了。

晶报：作为一名从乡村辗转到城市的“80后”，你大致有哪些经历？这些经历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写作？

孙一圣：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上学、工作。尽管家里负债累累，父亲还是坚持让我上学。2001年我上高二，爸爸卖掉家里宅院，付了我学费，顺道还了部分欠款。众所周知，山东高考难，也许因为我笨，我是班里最努力、最老实的学生，但每回考试都倒数。

后来，我常梦回高三，重拾高考，每回醒来都惊出一身冷汗。

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上海做酒店服务生，回家做水泥厂保安，又跑回郑州化工厂，做的时间都不长，不过一年或半载。每回换工作都像换张皮一样难受。这些经历，有的我正在写，很多还没写到。即使没写到也可能潜移默化了我。它们是我过去的生活，也影响着我现在的生活，我很珍惜，因为只有当我们工作了，生活了，遇到了种种阻碍，看到了种种事情，我们才会知道这就是生活。

晶报：通读你的这本书，发现父亲形象几乎在每一篇小说都有出现，并且有一些稳定的精神特质，比如父亲都有点理想主义，徘徊于现实和幻想之间。小说中的父亲与现实中的父亲是否有一致性？

孙一圣：小说中的父亲毕竟是虚构的，但多多少少会有我父亲的影子，我父亲是个略有理想色彩的人，对我的教导也严格，这严格主要体现在打骂上。他期望我能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这也是大部分家长的愿望，但我总一次次地使他失望。父子关系差不多很多作家都写过，无论反抗还是顺从，比如卡夫卡。但卡夫卡比我走得更远，写了很长的致父亲书，而我还没这个胆。

但父亲再也不是我记忆里无所不能的父亲了，父亲形象在我心里的倒塌，来自他送我去大学。那是我第二次出远门，与其说是我爸不放心我出门，不如说是我爸对我死心前的最后一次挣扎。我们从我老家曹县出发，坐了6小时的汽车去郑州我考上的师范专科。把我送到学校大门以后，他没有进门，也没做停留，更没吃饭，而是掉转身坐上公交车离开了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陡生悲凉。父亲对我的影响实在过于深刻，于是我也把父亲的名字写进了小说，比如《恶龙》这一篇里的老三根的名字孙海山，就是我爸名字。老三根的性格，也更近于我爸。

晶报：你的一些小说立足于日常，却带有超现实色彩，你怎么看日常和超现实的关系？

孙一圣：我们惯常的想法是，日常与超现实是敌对关系。但其实日常与超现实没那么对立。前段时间我读过一本书，很为作者的想象力所惊叹，这是个很厉害的超现实文本。但当我通读小说以后，又有了一丝忧虑。因为作者的想象力太过强大了，像在一对翅膀上强加了一对翅膀，而不是让恰当的想象力有个落脚点。想象力像是小鸟，飞累了总要或落枝头，或落田间，或落大地，歇一下，然后接着飞。而不是一直飞，我听说过这种没有脚的鸟，一直飞在天空里，直到把自己累死。

仅从这一点，马尔克斯也差点着了道，《百年孤独》即使有所收敛也是让我读得战战兢兢。马尔克斯想象力和日常最恰当的是《巨翅老人》，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主人公把掉下来飞不动的老天使，给关进鸡笼子里。这里体现了马尔克斯强大的对想象力的限制能力，一个细节就能收住。因为他开始对这个长着翅膀的老人进行分类，他是人？还是什么？然后根据翅膀的特异性（老人好找，长的翅膀却难寻），于是他毫无困难地把这个老人分给了鸡那一派，把他关进了鸡笼子。这真是这个篇章里至关重要的一个关节。

说到这里，想起卡夫卡，我想多说一点，无论名篇《变形记》《乡村医生》《煤桶骑士》还是他诸多小片段，在卡夫卡这里就不是想象力的问题了，卡夫卡的写作无所借鉴（尽管他自己说学习了很多人，比如说他的《美国》是对狄更斯的模仿，《美国》的第一章《司炉》是我最喜欢的卡夫卡，《司炉》是极为日常的一篇，没有变形，没有夸张，没有想象，没有飞翔，在我阅读体验里却是最为超越现实超越想象的一个东西，与《变形记》等同，我把它视作神篇），但他的讲述方式和发现的人物甚至人物的行为都是卡夫卡的首次发现，说哲学都不准确，卡夫卡甚至有点宗教意味了，他一个人的宗教。

晶报：听说你在聚餐时经常埋头做笔记，作家阿乙也这样，是不是相互影响呢？

孙一圣：阿乙老师更专注，我甚至见过他在做活动时也在看书做笔记，台子上几个人，轮到说话时说，轮不到时就看书做笔记。聚餐吃饭更是常事。这个是我受阿乙老师的影响才这么干的，再加上我写作起步比较晚，看书更是，想写作了才开始去读书，上学那么多年，反而没读过多少书。为了学习写作，也为了能多读书，我也就很自然地抓紧一切可以看书的时间去看书。其成效明显。

晶报：对于年轻作家而言，大都有自己崇拜的作家，即对自己写作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请问你觉得哪位作家对你的写作影响最大？

孙一圣：无论之前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作家影响了我，比如卡夫卡、胡安·鲁尔福、契诃夫、蒲松龄、巴别尔、鲁迅，从最初的创作到前两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莫过于威廉·福克纳了，我读遍了他译成中文的所有小说。有些作家的小说注定要教会别人去写作，比如福克纳，比如胡安·鲁尔福。

晶报：这本书收录在“新古典写作”丛书中，你觉得这本书中的小说是不是新古典写作？或者说，新古典写作可否涵盖书中小说的特点?

孙一圣：我很喜欢新古典写作这个概念。在新书的发布会上，李敬泽老师还有杨庆祥老师都给新古典作了详尽的解释。他们是从大方面来说的。在国内，小说发展到现阶段，每个作家都想写出自己的风格，都想平衡国外的和国内的那种语言或叙事。我们不要故步自封，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古典”并不是古的东西，而是另一种“先锋”的姿态。有可能我们会失败，但毕竟曾经努力过。不应使我们的语言总充斥各种网络流行语。我当初写小说，有时候是基于这种出发点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