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以夤（图书馆职员，香港）
今年是西班牙内战八十周年，对于当年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法西斯事业的年轻战士来说，白发皓首的他们或许会为仍守护着一丝被人遗忘的记忆而自豪，可是大部分参与当年战事的战士已离世，佛朗哥将军连同他那臭名昭著的政权也早就不复存在。毕竟历史就是历史，只有在某些关键的年份才会被人重新挖掘出来。
有趣的是，在遥远的亚洲，例如在中国、日本和印尼等国，也有满怀左翼理想的青年人毅然加入当时的国际纵队参与战斗。而两位成长于中国台湾、后赴美国留学的作者，为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所感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走遍欧美各国，去寻找这些中国战士的故事，写成《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这些毅然投奔伊比利亚半岛战场的华人有百来人，其中作者着力寻访八位落在集中营的中国参战者：林济时、杨春荣、张瑞书、张树生、张长官、毕道文、刘景田、李丰宁（后来作者才知道毕道文原来是印尼人）。
这场共和国保卫战发生于西班牙的摩洛哥殖民地，当地的佛朗哥将军起兵要推翻第二共和国，同时莫拉将军也在北方省指挥第五纵队起兵，战争一直打到1939年共和国被推翻为止。由于共和国政府深厚的左翼和亲苏联背景，加之地方上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支持者把持，故也吸引了很多怀着左翼理想的青年作家、医生和政治活跃者。他们缺乏军事训练，一到达西班牙国境就投入战场，导致很多人一上战场就牺牲了。然而西班牙内战不过是国际主义者投入反法西斯战斗的其中一个环节，他们中间很多人后来转战中国抗日战场，从事医疗工作。有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包括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离开中国的毕道文，也有位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R. Frey)和来自波兰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选择留在中国。
共和国阵营本身成分复杂，有加泰隆尼亚自治主义者、各地工会、共产党员、第三国际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左翼或中间政党等。捍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成分也一样复杂，除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及左翼文人外，也有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由于国家背景不同，各人日后都有不同的遭遇。例如毕道文辗转回到印尼后，一直被贬职，直至在安汶港当港口医生，最后在苏哈托发动的政变中遇害。有人在中国签合约到法国打工，又在法国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加入共产党，后来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如书中提及的张瑞书、刘景田等。
每个人的故事都像一条细小的线，这些线曾经在西班牙战场上交错，曾经相遇、相交的战友，结果各有各的辛酸，交织成这本见证二十世纪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书籍。书中充满了感性笔触，难算得上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可是如果不是两位作者去追寻、梳理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奥登的诗《西班牙，1937年》以传统的昨天、斗争的今天和文化复兴的明天，作为西班牙志愿军战士心中的时间观。在共同作战的当下，奥登在诗中写他们怎样乘着列车穿越瑞士的山脉；一起作战时，他们共吸一支香烟，在谷仓的灯光下打牌，或乱弹音乐，可见他们基于共同理想发展出如何真挚的友谊。事隔多年，书中不少人物，无论是亚洲人抑或是欧洲人，多少依然能记得对方。但奥登也在全诗末段中说“时不待人”“历史对于失败者/可能叹口气，但不会支持或宽恕”，书中的战士们最终是失败了，很多被拘留在法国的集中营，百多名来自中国或本身为华人的战士最后剩下九人，其中有八人进了法国的集中营。
西班牙内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西班牙成为了“二战”轴心国军备和战术的试验场。经历三年内战，西班牙全国百孔千疮，多处乡村和教堂被炸成颓垣败瓦，而佛朗哥将军为了警告他统治的人民，不许重建某些被战火破坏的村镇。作者们也到访过这些废墟，重构起内战中最激烈的战役，例如1936年11月保卫马德里之役，共和国受到三面包围，在一轮激战后，暂保不失，但佛朗哥得到德、意空军支援，共和国一方陷入苦战。来自中国的谢唯进（又名林济时）也经历了这场惨烈的战役，并在翌年加入了由奥地利人组成的部队。
从谢唯进的故事可见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独立纵队，大家都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为了保卫共和国的理想而一起战斗。他和很多来自拉美的战士成为朋友，离开阿尔热莱斯集中营的时候，还拿出一本拉法埃尔·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的诗集，请其他同志签名。谢唯进最后回到中国，并收养了一名工人的女儿谢进珍。但在“文革”的时候，因为国外经历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一直嘱咐女儿把西班牙内战时的遗物保存，女儿不知其中故事，直至作者们告诉她才恍然大悟，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
书中对于其他中国战士如张瑞书、刘景田回到中国后的景况，也着墨不少。这些曾经在他国枕戈待旦的人，真正体现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像毕道文这位印尼华侨，西班牙内战后辗转于布拉格、莫斯科和延安，多年以后才偷偷回到印尼。但这些人在政治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不便细说自己的来历，为作者查访他们的来龙去脉增加了困难。而他们保留下来的自己与战友一起时的书信、照片、签名等，难得留下了蛛丝马迹，让作者重新串联起他们的故事，借本书将他们鲜活的形象重现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