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魏鼎

如果说，是夏志清先生一层层拂去时间和政治的烟云，将张爱玲从现代文学的边缘拉回舞台的中央；那么就可以说，是陈子善先生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考证工作，以及对张爱玲佚文、生平、著译、研究史等方面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使得这位传奇作家的神秘魅影愈加清晰。

陈子善先生之所以成为内地研究张爱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并不在于他的年资和辈分，而是他谨严的治学态度：力求让每一个结论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相互佐证。正如他的朋友龚明德所说，“如果没有陈子善这样长期而细致深入地执著于对张爱玲的发掘和研究，现在不可能有这么多详细的关于张爱玲的资料出现。”

陈子善先生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拼凑一张关于张爱玲作品和生平之谜的“拼图”，而我们也在努力接近一个真实的陈子善，不仅仅是媒体传闻中那个“可爱的小老头”，在回答晶报记者的问题时，他对学问的不苟态度、他于学问之外的名士风度，也变得如此亲切。

曾冒充红卫兵到北京“串联”

晶报：无论是上海书展还是深圳读书月期间，都能看到您的身影，您还常年担任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评委，除了在大学教书、写书，还要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活动中担任嘉宾，您也是蛮拼的。

陈子善：倒也不是拼，就是觉得蛮好玩的，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都要推新书，很多新书都是我朋友写的或编的，能配合的尽量配合，如果发生冲突了我也没办法。而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我也是老朋友了。我觉得评选好书和书展毕竟是出版界、读书界的盛事，总要躬逢其盛，对不对？我现在的精力还可以，再过十年八年走不动了，也就没办法了。一方面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凑凑热闹，一方面也可以观察观察读者，很多读者逛书展未必买书，跟他们聊聊也蛮好的。

我当然也有书斋型的一面，我也可以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早上钻进去晚上走出来，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回到了以前某个年代。可是一旦朋友找我帮忙，我就爽快地答应，帮了一次，朋友就又会来找我。我基本上不大会拒绝，能帮人家一下就帮一下。

晶报：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面皮软，太好说话了？

陈子善：现在有时候还真有这种感觉，觉得每天安排得太紧张了，本来应该张弛有度、轻松一些。可评好书和书展毕竟是特殊情况嘛，在书展上呆个三四天，然后就在家里休息了。不过，参加文化活动并没有影响我做自己的事，我还在华东师大教书，此外还在编一本杂志，叫《现代中文学刊》。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我的教学，虽说年龄大了，每年也要给本科生开一门课；二是我的编辑工作，就是这本《现代中文学刊》；三是我自己做研究，写文章。在此之外，我还参加朋友们张罗的各种文化活动，这跟前面说的三大块不能说没有关联。

晶报：您曾说您正好赶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伊始，彼时“文革”当中幸存下来的那些文坛前辈很多人还健在。您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向他们请教。我好奇的是，那个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给您留下了什么记忆？

陈子善：“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现在一些年轻人对“文革”非常向往，我觉得很荒唐，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一些政治空想，加诸所有人身上，将一个简单的政治方案，实施在一个复杂的多元有机体之上。太操之过急，太浪漫主义了。如果说这只是某个人的浪漫主义，倒没有太大问题，但你确实在实施它，代价就太大了。人是丰富多样的，你要按照一个标准改造千千万万的人，这可能吗？一万年以后都不可能。就好比给阅读设置禁区这件事，怎么可以给阅读设置禁区呢？没有谁可以剥夺别人阅读的权利，哪怕别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没有你高，也不能禁止别人读书啊！

“文革”中，我本来也想加入红卫兵，可是同学们就是不批准我加入，他们说我出身不够好，条件不够好。我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盐务局里的一个小公务员，当时老百姓吃的盐都由政府专卖。他本来在南京工作的，国民党撤退到上海，他跟到上海，国民党再撤退到广州，他不去了。他不愿离开家乡，觉得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因为以前一个资本家请他做过代理厂长，他后来被定性为“资方代理人”，有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我想加入红卫兵却加入不了，只好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我朋友纷纷出去串联，我当时很羡慕。他们问我去不去北京，我说我没有袖章，他们说没关系可以借我一个，于是我戴着借来的袖章，冒充红卫兵，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资产阶级创造的文化很厉害”

晶报：当时您在同龄人之中思想算是激进的还是随大流的？有没有一点“异端的思想”在潜滋暗长？

陈子善：我思想并不超前，基本上属于随大流一类的，我在当时毫无疑问钦佩毛泽东。但有一条，我不喜欢样板戏，我喜欢听古典音乐。当时我们有个同学在拉小提琴，我们就偷偷听古典音乐。如果把样板戏和贝多芬同时摆到我面前，我当然选择贝多芬了。样板戏怎么可能超越贝多芬呢？我也不承认几部样板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外国人喜欢看《红色娘子军》，看一次觉得不错，看第二次第三次就不想看了。你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创造的文化很厉害，是经过时间淘汰沉淀下来的东西。列宁的问题很大，但列宁有一句话讲得对，“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晶报：1978年以前，虽然是“阶级论”“等级制”在操控着阅读领域，一些经典名著被视为封资修的“大毒草”，但是对读书这件事的重视和对读书人的尊重在民间并未中断。

陈子善：没错，这就是民间的力量，农民也知道不读书不行。我讲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我到农村的第二年，大队支书找我谈话说：“老陈，我们决定调你到小学当老师，因为你在你的同学当中读的书最多。”这位支书还请我到他家里吃饭，他说：“我们农民就讲‘天地君亲师’，老师排在第五位。”他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其实，我也想不通，不能让所有人都去当农民，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去当工人，或者都去做科学研究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分工啊。

晶报：那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法制传统是一切“好东西”和“坏东西”的源头活水？

陈子善：宗法制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让基层社会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调节功能，但是我也不赞成把宗法制说得特别好。宗法制社会特别重人情，人情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很可怕，所以说宗法制是双刃剑。你不得不承认，很多官员贪污腐败，人情的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情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都会成为负担，比如你同学结婚了，你跟大家一起去随礼，囊中羞涩也要强撑面子，而且多半会想自己不结婚就亏了。这种国民心理在官场民间随处可见。

有人说，此种国民心理既是国民劣根性亦为活力所在，可是这种活力也很奇怪，今天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诺贝尔奖，也不算是中国的荣誉。他要想在国内得个诺贝尔奖，却难上加难。很多人留学归来，本来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却很快被权力和金钱收买了，既然被收买了，他们肯定为“金主”说好话，从而丧失了全部的反思性和批判性。

张爱玲曾在文章中屡屡提及鲁迅

晶报：国内这些年兴起“民国热”且经久不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陈子善：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对过去的朝代都特别感兴趣，不仅仅是民国热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民国是被妖魔化的，不是太好就是太坏。无论是把民国说得一无是处还是说成“黄金时代”，我都不赞成。因为那不符合现实嘛。毕竟民国取代了清朝，清朝取代了明朝……你不能说清朝和明朝比民国更像黄金时代。现在的影视剧把康雍乾三位皇帝捧上了天，好在还没有把孙中山、蒋介石捧上天。从这一点上来讲，毛泽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待民国那段历史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妖魔化一段历史，一方面是历史虚无主义或虚构主义。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今天德国人不承认希特勒的罪行，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日本人不承认当年的侵略行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我们不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简言之，把有的事情说成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就是历史虚构主义。

晶报：作为“张爱玲的男朋友”，请您说说张爱玲的魅力何在，何以几代知识精英共同膜拜这样一位女性作家？

陈子善：（笑）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喜欢张爱玲的声音。我正在编一本书，是关于张爱玲成名以后文学界对她的评价，有喜欢她的，也有不喜欢她的，争议始终存在。那为什么后来的知识界觉得她犹如横空出世呢，这还是人为造成的。如果大陆很早就允许张爱玲的作品出版发行，大家就不会那么惊讶，不会在改革开放以后连阿城这样的作家都不知道张爱玲，至少不会以这样的强度表现出来。

晶报：过去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着重关注张爱玲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可是近来人们似乎开始意识到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某种“先知先觉”。

陈子善：她说自己继承了“五四”的传统。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张爱玲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这两个人完全不搭界。的确，比较可惜的是，鲁迅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作品，假如鲁迅看到过她的作品又会作何评价？这个问题很耐人寻味。可是，张

爱玲对鲁迅的作品却是看了很多，经过仔细爬梳，我们发现她曾多次提及鲁迅，好像是在不经意之间提到的。她好像很忌讳公开承认看过谁的书，她公开承认看过的书只有《红楼梦》。她确曾在文章中引用过鲁迅，可她接近鲁迅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般人关注的她不关注，一般人忽略的她却不放过，而且往往是从鲁迅的角度去理解。

晶报：正如您所说，张爱玲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两个文学传统：一个是传统文学的脉络，一个是五四以后白话文学的脉络。可是张爱玲对这两个传统的继承却不容易辨认，她并没有模仿古典小说的形式。

陈子善：她是内在地继承。比如你想想看，《红楼梦》写了一个大家族，张爱玲的《小团圆》实际上也写了一个大家族。她写她的母亲、她的姑姑、她的恋人，不就是在写一个家族吗？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很多作家都在写一个家族，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矛盾的《子夜》不都是在写一个家族吗？

把张爱玲捧上天是胡兰成的狡猾

晶报：为什么人们对张爱玲的私生活如此好奇，甚至有一种窥探的欲望？

陈子善：这主要是胡兰成误导的。胡兰成很聪明，他把张爱玲纳入自己的叙事框架中去，这是他的聪明之处，或者说是狡猾之处。以前很少有人这样做，跟以前的情人闹翻了，还把她写得那么好。这很少见。胡兰成当然知道张爱玲的文学价值，所以他把她说到天上去，胡的文字又很特别，读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被他牵着走。其实胡兰成只写出了一部分，很多张爱玲的私生活他并不知道。

晶报：张爱玲从少女时代就被目为天才，当您通过研究如此接近她以后，还认为她是个天才吗？

陈子善：确实是个天才，这毫无疑问。从她念大学的时候写的《天才梦》一文，我们就看出这一点。在这个年龄，极少有人能写出这种文章，说她是天才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她如何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写了那么多作品。她在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一口气写出《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白玫瑰》这些作品，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如果不是天才是解释不了的，一般作家写个一两部作品就很不容易了。

她的起点很高，像莫言、贾平凹这些作家，都是慢慢到达一个制高点，张爱玲几乎是一步就到了制高点。也正因为一步就到了制高点，人家对她的要求也很高，因为她已经站得那么高了，别人总认为她以后的作品应该更好。

晶报：张爱玲本来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可她的作品以及她本人却一直“被政治化”，这恐怕是晚年作为“隐士”和“预言家”的张爱玲无法回避更无法预言的一种命运。

陈子善：没错。张爱玲正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当那个时代过去，她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她和胡兰成的关系让她的处境有点尴尬。张爱玲和胡兰成年龄相差比较大，而且后者在政治上有那样一个明显的污点，我常常开玩笑说，还是左翼没眼光嘛，如果左翼知道张爱玲是有发展前途的，应该派一个美男子左派跟她结合。其实我曾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一点：是共产党把张爱玲捧出来的，而不是地下党。张爱玲自己都觉察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发表在由共产党控制的刊物上，那个编辑部里的人都是共产党，属于潘汉年那个系统，他们很有眼光，决定推一个新人出来，张爱玲最合适。张爱玲也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她的语气略带讽刺。

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和鲁迅不同，鲁迅往往纵容左翼文学青年，张爱玲在小说里却对一切人物语带讽刺。与张爱玲相比，鲁迅好像有着庸俗的一面，实际上这是由很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一开始鲁迅还是很被动的，但后来国民党不停删改他的文章，鲁迅也没有办法。左联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色彩明显的组织，而不是一个纯文学组织，它搞文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翻国民党。国民党发觉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容忍。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很微妙，可是他在政治集团的外围始终坚持一定的个性立场，却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