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姜梦诗

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的评选已经揭晓。正如我们看奥斯卡颁奖晚会不仅是为了知道结果一样，在经历了最初的紧张、激动和期待之后，更多的读者想知道：这十本书是怎么选出来的？

晶报记者全程旁观了评选过程。在这期间，评委们也会为自己心仪的好书拉票，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乃至“针锋相对”。和过去九年里的九次评选一样，整个评选过程中充满了让人难忘的小故事。

对一个人的致敬

“年度致敬作者”单项奖的空缺让很多人诧异。在此前评委们的提名中，秦晖、迟子建、余秀华三人得票最高，成为被提名者。

但是在现场讨论时，有评委提出“不同意余秀华，不能因为大热就选她”的观点也得到了支持。结果，在最终投票时，因没有过半票数，此奖项空缺。

其实空缺也是一种态度，正如陈子善老师所言：如果我们允许空白票，那空缺也是合理的。

不过，在揭晓礼现场，看到余秀华上台领提名奖时，情感丰富的朱自奋还会有些复杂的感受：“在年度作者的评选环节，余落选了，但在南山现场颁奖环节，看到余秀华那么努力地横站在舞台上，微昂着头，脸上是倔强与欢乐交替闪现的表情，每挪动一下脚步就要竭力小心地维持身体平衡，那一刻，我感觉很复杂。我希望她今后能得更多的奖。”

到讨论“年度致敬出版人”时，评委们交锋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俞晓群和严搏非身上。

支持严搏非的评委认为，“几个候选人势均力敌，严搏非更可敬，为了做出版连房子都卖了。”“严搏非比三辉更重要，三辉在民营中不是最强的，但严搏非在民营出版人里是最牛的。对他的致敬是对民营出版人的致敬。”朱自奋回忆说：“陈定方为了给严搏非拉票，现场动情演说，几乎快掉泪了。到底是一起走过民营书店坎坷历程的同道！”

而支持俞晓群的评委刘忆斯则提出：“俞晓群改变了国有出版社的死板格局。”“以一己之力推广阅读，除了俞晓群没见过更多，‘年度致敬出版人’是对一个人的致敬。”

民营机构与国营大社的PK

在今年的“100本初选书目”中，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好书入选了9本，被不少评委看好。然而由于在“年度致敬出版人”奖项中严搏非惜败，支持三辉的评委更加“激愤”，现场热烈程度直接升级。

支持北大社的评委刘忆斯称：“北大社今年表现很好，集中出了很多好书，今年应该更关注北大社。”“我们在评年度致敬，还是要说年度表现。北大有九本入选了‘100本’，今年应该无话可说了。”而北大教授李杨举贤不避亲：“我有很多学生在北大社，每年都有很多选题被砍掉，北大社出好书的难度高于三联和中华书局。”

支持三辉的评委则更多地从民营出版的艰难环境进行阐述。如：“小机构出好书更不容易。”“三辉所处的环境和海豚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出好书不容易，持续出好书更不容易。”“就冲着三辉的前景最艰难，也要致敬。”

为什么是三辉，或许陈子善的阐述更为中肯：“四家各有长处，北大社能保持相当的水准。上海译文社不用说，选题和设计都很有水准。但我还是倾向三辉，民营出版从无到有，到今天这个规模，很不容易。北大社很难倒掉，民营出版却随时可能倒台。三辉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非常重要。”

针锋相对的辩论

11月28日下午至29日上午的评选环节是“30本入围书目报告会”。这个环节是去年新增的，今年延续下来。规则是：在“30本入围书目”出来后，每位评委认领一本回去精读，然后在报告会上分享。

由于“僧少肉多”，本着能者多劳的原则，部分评委就分得了不止一本，比如刘苏里就分配了四本。十大好书的诞生都有曲折有趣的故事，我们就仅以《悲伤与理智》一书为例。

《悲伤与理智》由评委罗皓菱负责，不过她自己先提了个疑问：“该书作者去年也有一部作品《小于一》入选了2014年度十大好书，会不会影响大家对这本书的投票？我查了往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是出现过的，我们也曾连着两届选了同一位作者的作品，比如何伟，比如张大春。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颁给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1年给了共产党员聂鲁达，他们说只要是给好作家就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只要给好书就行？”“去年黄子平分享《小于一》时说‘看起来就是十大好书’。我要说，如果文艺一点

来说，《悲伤与理智》为我们树立了某种好书的典范，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可惜罗皓菱动情的分享只打动了一部分评委，于是——

罗皓菱：“布罗茨基把自己的艳遇也写进去了，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诗人的自恋。”

陈子善：“因为他把自己的艳遇写进去了所以就要选他吗？”

朵渔：“布罗茨基是我的偶像，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床头，一看就是十大之一。”

陈子善：“布罗茨基的文学魅力和地位不必质疑。不过我们是评十大好书，不是十大文学好书。”

袁晞：“这本书我一字一句看完，我特别喜欢那几个散文的章节，特别感动人，都写得特别好。”

江晓原：“我昨天问刘苏里，文学还能感动你吗？他说‘那是我年轻时干的事’。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跟他有同感。”……

故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布罗茨基的这本书仍成功入选“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