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智锋

亲爱的奈格里先生：

今天，我体验到了一种陌异的认知力量，它对我来说，是无比新奇的，却也是难以捕捉和言说的。尤其是面对当代艺术作品及其生猛而纷杂的艺术现场时，这种体验尤为强烈，既感到振奋不已，又颇为忐忑不安。对我来说，如何破解当代艺术的编码，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认知问题。

这种惊奇而不确切的体验在你的《艺术与诸众》一书中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解惑。这是你在上世纪80年代流亡法国期间给朋友们写的，以及1999年和2001年所补充的关于艺术的书信，讨论了抽象、后现代、崇高、集体劳动、建构、事件、身体、生命政治等重要话题。这些探讨转型后的艺术本质的信件，充满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你从早期唯物主义的艺术理解出发，将艺术纳入了社会生产、非物质劳动的范畴，将艺术生产和各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生产结构联系起来。而且，艺术与劳动，也都受制于生命经验在当下时代中变得抽象化的语境。如此一来，转型的艺术在这个框架内，得以更好地把握。这让我想起德国当代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中的艺术》一书，在卢曼那里，艺术形式同样被纳入了社会系统中来考察，极富洞见。不过，其社会学式的表达偶尔会让人感到厌烦。而你所采取的书信形式，加上鲍德里亚式的语言，却显得更耐人寻味。

在这些书信中，为了界定新时代的艺术本质，你大量使用了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非物质劳动、独一性、诸众、生命政治等等。这些都是你思想中的根本性概念，在你的其它著作中已被充分讨论，因而在这本书中并没有过多阐述。正是因为如此，在阅读这本书时，我还翻阅了你和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阅读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章节，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在《帝国》中，非物质劳动被界定为“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同时还包含了“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而艺术就是这样的一种非物质劳动。

对你而言，艺术是活生生的劳动，因此是具有独一性的，是独一形象和语言的发明和表达。但这一表达行为，只有转入共同体时，被一个共同规划所包纳时才真正实现了美。美不是想象的行为，而是一种成为了行动的想象力。在此意义上，艺术就是诸众。“诸众”在你的思想中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一种主体，由欲望、语言、斗争实践及理论等构成的不可化约的多样性主体。在这样的语境下，你将艺术与诸众联系在了一起。

将劳动转型视为理解艺术转型的关键因素，以诸众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当代艺术，将是破译当代艺术本质的一条重要通道。感谢你的这本小书，九封关于艺术的书信，虽然不长，但应有尽有，值得反复阅读、消化。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