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瑜

记得几年前，王文兴老师为了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背海的人》，来到香港宣传，我和他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厅做了一个访谈。访谈稿里我写着： “他由酒店的咖啡厅远处走来，像是由纪录片中走下来，白衣淡裤，白发。个儿不高，背着一个背囊，淡定斯文，就像个日本游客。只是多了一小夹背心。坐下，介绍，并各人叫了茶。录音机开启。王文兴的独幕剧掀幕，以小心翼翼的方式。文学为始，文学为终的对话。”

那时，王老师已经提及他在写新小说，只是不知书名为《剪翼史》。他每日在他的小书房书写，从纪录片看来，空间还真是小，书桌上布满纸片，他说，每天写35个字。窗外的树影有阳光筛出细碎的光，他乱乱的白发和细瘦的身影，宛如一个苦行僧，低着头沉浸在他几十字的斟酌里，有时用笔尖大力地刺穿纸片，大力敲击，揉掉不满意的纸头，丢得满地都是。那是暴戾的书写。

这个小说家，那么用力地写小说，他的作品，一半在内容，一半则在于文字，而文字，是声音和形状，是反复推敲的，把中文的字体变异扭曲敲打增减，试图巅覆既定的、流畅的阅读经验。读者不能不小心翼翼，因为想进入王文兴的文字世界，就要以他的方式去读他的小说。

“我怎么会，变成了，这样？”贺宗成，一个大学教中文的教授， 性格古怪，多疑多心， 是王文兴擅长描述的孤独疏离之人，出现在讲堂上，以一个异形之体浮游在不见容的体制里，永远以他者的身份无法融入现实世界。贺宗成的偏执，恰恰令他变成一个纯粹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如加缪的陌生人，如卡夫卡的变形虫，如众多散落在地面上，无根可附、无心可归的浪人。

贺宗成既不求救赎，也不冀人理解，他的婚姻可有可无，但连离婚都懒。最后还是对方提出，才离得成。“他确是忘恩负义──这四个字，他实当得起。”他自己觉得，只有宗教才能解救他。

他是一个书虫，平日只是逛书铺，看一箱箱的新书可有他的喜好。吃过饭，就一直看书，读书至半夜，全是一个人的活动。一个孤影，幽灵般行走于学院与住宅。一个对外面世界与人事无感的男人。对这样的人，本来既不喜欢，也不厌恶，却生出一股同情来了。

不管是《家变》《背海的人》，还是这本《剪翼史》，作者想打动的，皆是小众的读者，虽然新书一出，就有年轻的台湾作者洋洋洒洒万言书，直言这本书是自我沉溺之作。但是，作为小众读者的我，跨过作者所设的障碍，静心地看着空格、注音、新字与符号，悄悄读诵，竟也就进入小说的情境，进入那个被世界遗弃，被自己幽禁的男主角的世界。

这本《剪翼史》是王文兴花了13年的第三部小说。巧合的是，他1973年出版的《家变》亦是用13年的时间写成。《背海的人》用了24年。如今他已77岁。他说或再没有气力写新的长篇了。

不过他说一定会继续书写， 而读者如我，会耐心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