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以夤（图书馆职员）

在英语畅销历史书籍中，不难发现不少以年份为题目的专著，有些年份的确很吸睛，亦比某种历史事件的名称本身更有吸引力，这些年份也像分水岭一样，承载着某件将两个时代分隔起来的大事件，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和1939年，大家对个中的意义亦耳熟能详，而1945年则标志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战后新格局的出现。与这些重量级的年份相比，1946年好像显得有点陌生，然而有论者认为这一年比此前被称作“零年”的年份更堪称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如果1945年被称作“零年”是因为人类文明已变成“废墟”的话，那么1946年就意味着两股敌对的全球势力正从废墟冒起，它们将主宰未来几十年人类社会的命运。

所以，如果你读过了伊恩·布鲁玛的《零年》，不妨再拿维克托·谢别斯琛的《1946：形塑现代世界的关键年》来对照着读。1946年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仅能称之为“插曲”，然而对于冷战格局的形成，却有着关键的作用。

当时叱咤世界的主角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其中以“新政”崛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总统任内逝世，副总统杜鲁门因而继任总统，后者对局势的看法，加上邱吉尔右倾的政治观，逐步拉远两国和苏联的距离。虽说双方暗中也防范对方，可是在“二战”刚结束之时，对于如何处理法西斯势力消灭后的欧洲大陆，及确认双方的势力范围方面，还是颇有共识的，因此，究竟1946年发生了什么事件，导致日后的冷战格局，以及双方怎样评估对手和实施怎样的外交方针，就值得读者深思。

本书第一章以该年1月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开始，舞台不是在东西方对峙的热点中欧，而是在远离欧洲的伊朗，但伊朗早已成为英俄以致英苏双方的势力范围。故该年1月斯大林在当地扶植库尔德和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政权以便苏军控制伊朗油田的举动，对英美两国来说，俨然成为苏联宣示其扩张野心的表现。

1946年的欧洲尚未走出“零年”的阴影：英美在德国进行“去纳粹化”的司法程序，因为发现德国境内太多与纳粹政权有牵连者而举步维艰，希腊陷入内战之中。虽然苏联仍在对付乌克兰人，然而彼时英美与苏联的协议，大抵决定了欧洲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方密切关注苏联在欧洲的驻军数量和调动，不过从英美情报资讯来看，大部分苏军已经复员，这与双方早前于雅尔塔议定的势力范围也有关系。

战后的苏联事实上还未建立像美国般的世界霸权地位，但对美国盟友英国来说，日不落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而正如英国人意识到的，他们最大的宝石——印度——正走向独立。可是对1946年的印度来说，当时的情势并不怎样理想，起初与印度圣雄甘地的构想相去甚远，尼赫鲁所领导的印度国大党运动，在印度各地失控变成对穆斯林的攻击甚至屠杀。另一个同样步向失控甚至撕裂的英国殖民地是巴勒斯坦，那里有以贝京为首的激进犹太恐怖分子。对付帝国瓦解的国际情势，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并不是很在行，由公关高手蒙巴顿担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只不过是希望能体面撤退而已。

战后德国人习惯把1945年称为“零年”，但1946年并不见得更好，两次大战的传统秩序、殖民势力纷纷瓦解，世界同时也陷入非此即彼的僵局，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对于亚洲前殖民国家的态度，本来反法国殖民帝国的杜鲁门，怯于形势而支持法国在印支半岛摇摇欲坠的统治。基于对苏联的戒心，美国处处标榜“民主”，但在美国影响下，非西方世界的所谓“民主国家”，亦不过是幌子而已。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以“极端的年代”来形容二十世纪“一战”至九十年代的世界历史，但在别的年代，意识形态曾被如此高歌入云，甚至与它们所要包装的现实政治相距如此遥远。历史趋势虽有不可逆转的必然方向，但在谢别斯琛笔下，紧接“零年”的1946年或多或少发挥了导火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