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以夤(图书馆职员,香港)
人类学家通常研究原始或现代社会中的仪式和习俗,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却鲜少思考的一套思考和行为逻辑,他们有时研究的课题与社会学家有所重叠,但人类学家却声称自己比较善于和研究对象打交道,而不是视之为冷冰冰的系统或数据来源。而在《债的历史》作者大卫·格雷伯身上,我们看到了哲学家的特质。
在批判新自由主义之后,格雷伯回到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最常见的运作机制:科层制,并写成这本《规则的乌托邦》。说来这本书的创作动机与作者切身相关,他的母亲在重病时申请领取医疗补助保险,但没有在申请表格上签名,此前公证人也忘了提醒她,最终申请手续没办成,作者的母亲就撒手人寰了。对于我们来说,程度没有这么严重的日常体验所在多有,而当我们遗失了银行卡、手机或证件时,这些文书程序更会变得十分碍事,甚至是灾难。
科层制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为了统一标准、提高效能而设立。虽然有很多人讨厌它,但社会学家韦伯在比较古代和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时,曾经肯定其理性和效率。左翼理论家当然持批判态度,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太欢迎这种必要之恶,其中奥地利经济理论家米塞斯就写过一本名为《科层制》的著作,详述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官僚制度,怎样反过来损害自由市场的运作。但最令人跌眼镜的是以“激进”著称的现代思想家傅柯,他其实变相肯定了科层制的贡献,虽然他在著作中剖析知识/权力在医院、监狱等机构中的运作,更进一步提出管理性和生命权力的问题,但他只是告诉我们,一切健康、知识、真理或道德都只是权力建构出来的。对于韦伯或傅柯二人的思想影响,格雷伯不无揶揄地说,两人的人气,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学院中发展出来的,尤其是后者,更是一时风头无两。
不过即使学院里的左翼学人也不能否认,他们赖以维生的学院也是一种科层制的体现,格雷伯声言,真正的左翼就是要去批判科层制,在此格雷伯也许触及了一般左翼学者不敢触及的领域,但跨国集团及治安部门权力日盛的全球化年代,很多反全球化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有触碰它的需要,因为不民主的统治体制透过它以看似合理化(或程序化)的手段压制一般民众,而这里涉及一种能够将自身与受害者隔开的制度或结构暴力。的确,讨论科层制之恶绝不能够绕过暴力问题,思想家本雅明在谈论暴力时,提出了暴力作为一种手段与其目的之关系,并将其视为创建及维护法律系统时不可或缺的手段,阿甘本在《例外状态》中以“中介性”形容本雅明论述中的暴力,而格雷伯则认为,行使制度暴力是为了绕过必要的沟通去实施社会权力关系,除了更能展示施暴者与受害者的不对等关系,还更能说明双方沟通的中断。
那么这又跟科层制有什么关系呢?从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想像力”,格雷伯认为右翼对体制暴力的接受是出于一种“政治本体论”的态度,但格雷伯也提醒同仁:与右翼相比,左翼应该是一种“想像的政治本体论”。为了论证这一点,他重新审视马克思对于人类生产与社会关系两者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需要想像力,但扭转社会关系不可能透过想像而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事实上,马克思所描述的革命也不可能纯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人的能动性亦是关键因素,而这亦与这里说的“想像力”有关。而今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所仰赖的科层制,乃透过一系列的规则和文书,让制度底层工作的员工必须遵从硬梆梆的规定,想像力遭到扼杀。无怪乎在格雷伯眼中,这种科层制的结构暴力应该称之为一种“结构愚蠢”。
这种透过恢复“社会想像力”以对抗“结构愚蠢”的论点,是本书第一章的主要结论。然而与第一章相比,第二章比较平淡,格雷伯以20世纪末科技高速发展最终给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带来的失落开始,复述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这几十年间,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愈来愈少,格雷伯认为早在冷战中后期,与生产相关的科技发展已渐趋放缓。恰好相反,科技成为了大商团大政府为控制市场和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这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耗资亿万研制的军用科技,很可能不像政府描述的那么神奇。
这一章大概想谈论科技耗费与现代科层制发展的关系,以及导致民主社会的倒退。对于怀疑大政府、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内容大概比较容易引起共鸣,因为个人主义正是美国立国的根本,但在与德国和苏联的战争和竞赛中,美国不单学足了对手各种各样的官僚制度,还愈来愈成为大政府。这些制度扼杀了想像力,也令本来“诗意的科技”变成了“科层制的科技”。
为什么人们仍然选择了官僚制度、大政府以及科层制?在最后一章,作者给出了大家不愿承认的答案:人们本身就害怕玩乐,正是这样一种心态让人们选择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的管辖,并寻找一种令生活安稳、有保证、可预期的制度,而韦伯所赞扬的科层制正好就是一种军事化、高度统一,并以理性压倒一切的制度,这仿佛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也仿佛是以科层制来保证自由不会出乱子。这种心态,即使到了意见纷繁的网络平台上,也依然主导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来说,我们都祈求有这种“规则”的“乌托邦”,它不单外显于邮政、文官及警察制度,也内化到网络言论的模式和立场上,正是这么一种追求理性、规则的想法,扼杀了想像力和玩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