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遆存磊（公务员）

据《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上个世纪50年代，周作人“得人民文学出版社信，约先为翻译日本石川啄木的诗歌，即着手翻译”。不过，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诗歌始于三十多年前：“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译过他的短歌二十一首，长诗五首，后来收在《陀螺》里边”（《知堂回想录》）。他在回忆中又说道：

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当初翻译几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译出来的时候，有些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可以看出，从《陀螺》到《石川啄木诗歌集》，周作人对啄木短歌的感觉或曰评价，是有些变化的：从当初的很是推崇，到多年后的有所保留，有着长长的时间印痕，这是与他的文学思想之变迁分不开的。

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啄木的短歌》一文中认为，啄木的诗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是内容上注重现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此时的周作人，尚处于文学启蒙与思想革命的激情中，文学翻译是其使用的一个重要工具，而石川啄木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革命与叛逆恰合他这一时期的情绪，翻译啄木自然乐于为之。如啄木在一篇杂感中这样说：

至于歌的内容，也不必去听那些任意的拘束，说这不像是歌，或者说这不成为歌，可以别无限制，只管只有的说出来就好了。

啄木的这些创作谈，让我们想起周作人时常提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显然是可以划入言志派一列去的。周作人为中国的新文学寻觅源流，若有同道者，那又何乐而不为？啄木进入其视野，想来即如此。

但到了周作人晚年，他把啄木诗歌一古脑儿译了出来以后，“反似乎没有什么可喜了”，其实，这个先扬后抑的脉络早已有之，他在《<枣>和<桥>的序》里就说过：“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唯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势所趋了。”这番话本来面对中国文坛，非指向啄木的诗歌，但处处暗自贴合。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中，谈起他译得不满意的两种书：一是《古事记》，是因“在那时候我对于日本神话的兴趣却渐渐衰退，又因为参考书缺少，所以有点敷衍塞责的意思，不然免不得又大发其注释癖，做出叫人家头痛的繁琐工作了”；另一即石川啄木的诗歌，大约就是“其过在轻纤”，译几首是好的，“一古脑儿”可能有些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