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文

2013年12月12日，历经一年半的收购，江苏武进人董康于1912年卖给日本大仓文化财团的创办人大仓喜八郎的一批典籍（被命名为“大仓藏书”），整批于这一天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全部共有典籍931种、28143册，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

其中宋刻递修本有4部、元刻本有9部，155部明刻本中，明嘉靖、隆庆及其以前刻本占绝大多数，15部明活字本中金属活字本多达14部，内含11部唐人文集。此外，清乾隆《南巡盛典》120卷，价值不菲；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本，被专家鉴定为存世孤本，学术和文物价值极高；清顺治至乾隆间刻本153部，清顺治至乾隆间活字本（武英殿聚珍本）39部，清初铜活字本一部、抄稿本111部，其中多有鲍抄鲍校等名家批校题跋本。假如董康不是为了安顿家人将这些珍贵典籍出售，称他为藏书家也不为过。

董康以校刻书籍著名，而使他一“刻”惊人的书，则是光绪33年（1907年）岛田翰编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此书是皕宋楼藏书卖给岩崎氏后，岛田翰写好寄给董康出版的，结果震惊整个文化界，让国人无不为之痛悼。所幸董康卖出去的“大仓文库”，一个世纪零一年后回归祖国。

对于使董康留名的校刻书籍，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中说：“法源寺里日营营，雕本人间走不胫。徒为他人造楼阁，可怜木匠缺门闩。”伦明为广东东莞人，诗中引用粤谚：“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下间指厨房，意盖慨优于艺者，徒供人役，不自谋也。虽有点戏谑，却是实情。

1909年9月4日，时任大理院推事的董康，在一场官方宴会上认识了伯希和，并于日后介绍给罗振玉、王国维认识。罗氏后来研究敦煌遗书，董康为之影印《鸣沙石室佚书》等多种罗振玉整理出来的成果，并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代刻。

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教授于1913年9月赴欧洲留学，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调查被掠夺并保存于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物。当时董康寄居日本京都，热心地为狩野氏写信给伯希和，并由其亲自携带过去，而不是请他的同事内藤湖南推荐。信中称赞狩野氏邃于汉学，著述宏深，凡经史诸子，下逮说部，靡不探其奥蕴。董康拜托伯希和将所有的敦煌遗迹全都开放给狩野氏使用，其对学者无私的帮助，从以上可见一斑。

董康曾陆续刻印宋元明清罕传秘籍十七种，汇刻成《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还刻有《盛明杂剧》初二三集，虽然狩野氏曾有所协助，但人生就像《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所唱：“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所以，何必在意木匠缺门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