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青年学者）

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其古代史丰富和绚烂，掩映着别样的光辉。但这种荣光并不是持久不变的，它的创造与维持在某种程度上仰赖于欧亚大陆的整体环境及其内部的力量关系。从历史上看，欧亚大陆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外扩与內缩关系。当欧亚大陆外围区域的文明与政权趋弱之时，正是中亚对外影响力和辐射力较强的时期，而随着欧亚大陆外围区域的文明与政权逐渐强大，中亚的地位与重要性则逐渐降低，有时甚至成为上述文明与政权的争夺对象。

时代与人

时代总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的。在中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波影响波及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大移动，这些由单个的人所组成的民族群体形成了扰动欧亚既有生态分布与权力均势的主要推动力，也成为后世研究者始终力图复述和分析的对象，其中，来自东方的三次浪潮最为明显，其一是匈奴的兴起以及北匈奴的西迁，其二是突厥汗国的崛起与西进，其三则是蒙古力量的西征以及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在这当中，对于当时的欧亚世界形成最大影响的，则是那个曾经席卷过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时代”。在这个时代，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区域在政治和文化上首次被一个崛起于欧亚中心草原的力量所控制，并成功地维系了较长时期的统治秩序，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政治、文化与制度遗产。这一时代既充满着真实的故事，也混杂着离奇的传说，而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在这种背景下被赋予了世界性影响力，成为当时世界人们注意力的中心。

蒙古时代也是草原领袖的时代。那些曾经震撼过世界历史的人物，在后来者看来，甚至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走势。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再去回望他们，就会注意到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他们的活动不能根据详尽的时间表——如标明众多列车来去的时刻表——来解释。虽然学者们可以十分精确地划定一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突然猛烈地爆发出来的事件，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一旦发生，就不会终结。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将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这种影响与感觉，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

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帝国伟业的开创者，就文明的融合尺度而言，则如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言，他虽然“出现在古老的部落时代，但他却塑造出现代世界的商业、交通和大量长期存在的国家，仅这一点就超过其他任何人。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全球商业和制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方面，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而这种融合的深远影响，在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眼中，恰恰意味着欧亚伟大文明之间正在形成新的桥梁与纽带，“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出现，蒙古文明征服华夏文明又继续向西扩展，连接了地中海（西欧）文明。这让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史从此变得可能”。欧亚世界之间的东西交流得以加速进行，并凭借蒙古帝国的政治治理能力形成了诸多的制度遗产。这一时代的消歇，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欧洲海洋力量的崛起。正如冈田英弘所指出的，“蒙古帝国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大陆帝国。陆上运输的成本比水上运输高出许多，距离越远，差异越大。关于这一点，海洋国家只要确保港口，用比陆军规模小的海军维持海上的控制权，就可以用低价成本在短时间内运送大量的物资，经营贸易获得广大的利益。这就是蒙古帝国外围的各国开始进入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原因”。在接下来的时代，海洋力量首次成功挑战了欧亚陆上力量，并开始主导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

但一个时代不会一下子结束，它会有自己的遗绪与回响。虽然蒙古世界帝国在14世纪就已经分崩离析，但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征服活动可以看成是“成吉思汗及儿子们打造大蒙古国征服的一种回声”，这种回声一方面在继续着重新征服欧亚大陆的雄心与梦想，但在另一方面，则在努力维系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陆上力量的霸权地位。但他的这两个梦想，终究还是功亏一篑。1405年他在进军明朝的途中去世则标志着作为某种意义上世界史开端的蒙古帝国时代彻底走向终结，旧体系开始瓦解，新力量正在崛起，欧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革。

帖木儿之后的中亚

帖木儿治下的中亚，在某种程度上就如亚历山大大帝治下的帝国，一度光芒四射，但随着奠基者的离去，整个结构崩然倒塌。亚历山大帝国的辉煌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只能从尘封已久的记载和遗迹中寻找往日的繁华，而如今的中亚，对于帖木儿帝国的记忆也早已淡漠。历史的车轮一次又一次地碾压过这片土地，不断在改写着当地的传统与记忆。

帖木儿之后的中亚在世界中会有怎样的位置？对此，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指出：“帖木儿之死在几个方面标志着全球史中的一个长期阶段的终结。第一，他的帝国是挑战欧亚大陆在远西（Far West）、欧亚中部和儒教东亚国家之间分割的最后一次真正尝试。第二，他的政治实验及其最终失败，揭示权力开始从游牧帝国向定居国家的决定性转变。第三，帖木儿对欧亚大陆中部的附带破坏，以及部落社会继续对那儿施加不对称的影响，有助于旧大陆（Old World）牺牲中心地区而向远西和远东（Far East）倾斜。最后，他的死亡和他争取控制的东西方通道、现存的远距离贸易模式转变的第一个迹象相吻合。在他去世后几十年内，从撒马尔罕统治一个世界帝国成为荒诞的想法。为全球提供从海洋进入世界各地的海上大发现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新的世界秩序变得清晰可见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但帖木儿之后，没有新的世界征服者崛起来主宰欧亚大陆，帖木儿的欧亚大陆不再包括几乎所有已知世界”。可以说，从那时起，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格局已经不再可能，世界进入了西欧殖民帝国为中心的时代，欧亚世界的天平历史性地倒向了欧洲一边。“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文化和大陆的长期均衡被欧亚大陆革命冲得无影无踪。在这些年里，欧洲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领导权，获得了把他们的权力深入亚洲大帝国心脏地带而并不只是海洋边缘的手段。回顾这种变化，历史学家通常受到欧洲获益的经济潜能大转变的冲击最大。在记述和经济组织中的‘工业革命’似乎是欧洲新力量的明显源泉。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扩张的唯一或充分解释。欧亚大陆革命实际上是三重革命：地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它并没有导致一个普遍欧洲主导的时代。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世界优势仍是片面的、有限的，抵制的范围似乎仍然是广泛的。在亚非内陆腹地，这几乎并非什么无稽之谈。但是它为一种帝国主义秩序打开了道路，由此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控制得到了巩固”。正是借助着欧亚大陆格局的历史性转折，欧洲力量确立起了对于曾经是欧亚中心的中亚的控制，并以自己的社会体制与认知方式改写着这片区域乃至整个世界。

落寂之后

历史总是充满着回环往复，也常常会在不经意之间提供新的机会。曾经的蒙古时代挤压过欧洲人的生存圈，并带去了令欧洲人经历数百年恐惧岁月的黑死病，在蒙古时代终结之后，欧洲力量经由无敌的海上力量，征服或控制了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的广阔地域，大大压缩了中亚在欧亚大陆的政治与生态空间，最终在英俄的“大博弈”中将其瓜分殆尽。在这之后，欧洲又以东方学的范式“重建”起关于中亚的知识空间，但这种空间毕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与地理空间，更不是经济与资源空间，在真实的世界竞争中，中亚依然长期缺位。随着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中亚土地上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家，新的政治、地理、经济与资源空间正在形成，新的历史也正在展开。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重新回溯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成吉思汗、帖木儿及其背后那个时代的故事，既震撼，又真实。而如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革或许正在创造新的契机，让中亚能够看到长久落寂之后的新方向与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