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改革的风风雨雨及伴随其中的一幕幕“悲欢离合”让人目不暇接，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人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和命运？即将出版的“改革开放30年记忆之书”——《大江东去》就给出了一种解读。这部作品着力描绘了改革洪流中的人们的觉醒、挣扎及变异。这是一部全景展现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120万字。作者创作这本书的心路如何？日前，该书作者阿耐接受了晶报记者的专访。

  对年轻时代回忆的冲动

  晶报：阿耐，首先我得承认我被你的《大江东去》震住了。150万字，20个年头，有个性的人物达十多个，主要人物也有七八个，这样的规模我只在托尔斯泰那批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中看到过，现在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作品了，是什么力量促使你有这样的写作冲动，完成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

  阿耐：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小说作者的笔下都有他最得心应手的时代，那个时代属于他的年轻时代。人的成长从一张白纸，变为异彩纷呈，大约最醒目的记忆便在好奇而勇敢地认识这个世界，并无预设立场地定型世界观的时期。人生的第一次思考，和逐渐成熟的思维，都会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同时初进社会，令一个年轻人有充分的视野，从底层看足这个有趣的社会，给记忆留下最丰富最有层次的内容。在经历世事，逐渐沉淀、回顾、反思，若还有什么能调动一个上老下小的人到中年者的笔写下长篇累牍，大约只有对年轻时代回忆的冲动。

  我有幸生活、成长在这个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龄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也被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欲望驱使着，我们取得骄人成绩。但是伫足回望，却看到一些盲目，一些不足，一些遗憾。我们在建设中放弃了谁，剥夺了谁，遗忘了谁；我们的同路人有谁掉队，有谁失足，有谁超前；我们的物质生活进步清晰可见，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偏离崇高、尊严、真实，这是为什么？我们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我经历过，我正思考。我需要写出来，先给自己一个回答。

  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晶报：出版社今年都推出了反映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变迁的作品，你觉得《大江东去》的特色在哪里？

  阿耐：《大江东去》的特色在于提取人物样本的全面，描述事件的系统，还有故事的有趣——小说首先是给人看的。因此我希望它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晶报：有人说这部作品是“改革开放30年的记忆之书”，这是否是说这部作品是对30年的记录呢？或者是能够唤醒人们对30年的回忆呢？

  阿耐：严格地说，目前这本书只描述了20年，后10年我还在酝酿中。写这本书，我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如何凭良心发掘、回顾、反思、提炼……如果有读者从中看到他们消逝的青春，或者因此书而思考，那是我的额外收获。作为小说作者，首先要勇敢自信地面对自己。

  晶报：《大江东去》里每一章节都以年份命名，从1978年开始，每一年就是一个章节，这种编年体的写法运用到小说中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不怕人们误认为它是一部纪实文学而影响它的艺术性吗？

  阿耐：原因很不文学，纯粹私人因素。从小阅读那种时间跨度大，人物涉及众多的演义类文章，都喜欢另取一张纸，上面随手记录下时间段和其中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及思考推测。我记得最夸张的是看《东周列国志》时，用的是三张A3纸粘连起来的表格，因此可以保证看到后面而前事不忘。

  晶报：小说人物的设置看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宋运辉也好，雷东宝也好，杨巡也好,包括梁思申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同经济形式的形象代表，你在写到他们时除了抓住他们每个人的不同个性特征外，有过考虑他们代表的群体性吗？如果要你概括出这四种人代表的不同经济体的特征，你如何看？

  阿耐：改革是因各阶层人们对尊严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这种需求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自觉的。可以来自农村广阔天地，也可以来自高等学府。我国改革的特点是，在自觉尚未突破意识形态桎梏的时候，农村自觉发起的改革已经泼辣辣如星火燎原。由此改革的进程，我设定四个典型人物的先后出场，雷东宝代表农村因温饱所迫而自发改革，而后转向乡镇企业的那个群体。宋运辉则是代表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只取不给的老大哥国企那个群体。杨巡则是很典型的个体形象，如果再细分一点儿，更代表浙闽一带个体户发展至私营经济的那个群体。梁思申与外公代表的是外资那个群体。他们曾经有过自发的带有点革命性的浪漫主义，但是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他们本能地自觉地转向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转换中有人因为修养的缺位，而终至走向他们最初出发点的反面。

  这30年的关键词：“人”

  晶报：同样是写改革开放30年的作品，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你最关注的可能是经济，但经济和政治必然联系在一起，您认为在这30年里，中国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

  阿耐：是“人”。

  晶报：你一直以来的写作主题几乎都和经济题材有关，媒体也称你为财经作家，你认为《大江东去》是一部财经小说或商战小说吗？

  阿耐：我更喜欢的是写人。可能因为我身份局限，我更多描写的是商业社会中的人。

  晶报：你认为《大江东去》最让你有成就感的地方是什么？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阿耐：写《大江东去》的过程，也是我梳理反思提高的过程。因此我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感是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提升——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也更宽容。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因为有对前30年经济和社会的总结回顾，面对目前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我可以有更理性的判断，有更从容的应对。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提升，必然会看到过去的缺陷。

  晶报：听说网络上有读者拿着每年的《人民日报》对照这本小说来读，并作了专门的阅读笔记，你觉得这说明了些什么？

  阿耐：这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对那段历史有共鸣吧。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发现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世界也变得太快太快，快得我们目不暇接，心浮气躁，快得我们都来不及静下心来思考。《大江东去》成了一个引信，触发某一部分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探索。

  晶报：你认为这部小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宣传背景，它应该是什么面目呢？

  阿耐：历史是一枚钩子，《大江东去》是被宣传挂到钩子上的衣物。去掉钩子，衣物依然是衣物。

  阿耐

  女，江南人氏。有20多年的职业经理人从业经历。主要写作反映商业领域生活的小说和专栏文章。已出版《食荤者》、《余生》、《不得往生》、《回家》等长篇小说。《大江东去》是其构思10年，耗时3年，删减20万字的最新作品。

  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深圳收入相差百倍，边民大批逃港，人民日报记者冒死写下调查报告，提出在深圳一带搞一两个试验区的大胆建议，让中央给些特别政策。广东省委以此向中央提出，全国改革，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亲自确定深圳为特区，广东省委副书记宋梓南主动请缨，来到深圳这个才3万多人的小渔镇上，锐意改革，尝试公开拍卖国家土地使用权，积极与香港大亚邮电合作，大胆使用高科技技术。邓小平1992年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发展方向，此时深圳人口已达百万，各路英豪齐下深圳，各显其能。退伍军人冯宁提出超出劳动定额给四分钱奖励引发分配改革，下海干部庞耀祖 “倒卖外汇” “以身试法”成为经济变革的先驱者。经过宋梓南、冯宁、庞耀祖等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深圳崛起了！

  这是一个深圳人的30年心灵史。阅读本书，就是阅读深圳的简史。就是阅读一个人，一群人，一群城市居民在30年里的激情和梦想，也包括忧伤、惶恐和焦虑。走过30年，对这群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是人生的中年；对深圳来说，是新生的全部。世事沧桑里，这些校园诗人，经商奇才，本土官员，乡村赌徒，叛逆少年，上海逃婚者，打工妹主持人，含辛茹苦的母亲，失意的父亲，唠叨的祖母，逗人的新人类，他们的父子恩怨，经年奋斗史，她们的悲欢离合，暧昧情感，每天在深圳这座城市里演绎，他们中的某个人，也许就是你，是你见过的某个，又也许他或她，正迎面朝你走过来，或者刚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