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星、皇后码头的清拆与保卫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但前些天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香港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仍以“论本土”的文化保育议题开场，并且吸引了大量参与保育运动的人士加入讨论。似乎不是天星、皇后码头，而是保育运动本身成为“集体回忆”。

  当然，正如陈清侨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存在什么千人一面的所谓“集体回忆”，回忆始终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情。即使是对于不久前的文化保育运动，由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不同，不同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溯和解释也多有差异。因此积极参与运动的叶荫聪博士要问，当我们说“集体回忆”时，到底谁是“集体”，谁在“回忆”？

  “本土行动”这个反对清拆天星、皇后码头的重要团体所要抗衡的，正是将文化保育标签为“集体回忆”的这样一种主流话语。他们主要由学者、艺术家、大学生和其他一些年轻人组成。他们对天星和皇后码头怀有深情，却拒绝用“集体回忆”来命名他们从事的保育运动。因为“集体回忆”有双重危险。

  第一重是把文化保育等同于对“美好旧时光”的留恋，视作世纪末怀旧潮的旧事重提。需要“回忆”的东西，必定是成为过去，于是当时很多人抱着告别的心态去码头拍照留念，用叶荫聪的话说，“活像孝子贤孙”。这对保育人士请求原址保留这两个码头的诉求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相当于承认了天星、皇后码头最终将在现实中消失。何况这种恋旧的陈述很容易就被主张“发展”的声音所打消。去拍照留念的人群虽然会流连一番，却清醒地知道他们终将向前行。

  第二重危险在于香港的殖民历史，于是任何对“美好旧时光”的歌颂都有可能被解读为对殖民历史的恋恋不舍。何况皇后码头实在带有些殖民符号，它的名字来自于维多利亚女王（却被错译为“皇后”），它也曾是英国皇室和港督上岸的地方。既然是丑陋的殖民历史的象征，清拆似乎就是一桩理直气壮的事。

  所以“本土行动”需要一直强调他们不是在“集体回忆”，而是在“集体行动”。他们所不愿告别的只是这两个码头，他们的行动却包括了要“告别殖民”，亦即重申后殖民的“本土”观念。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二一人民登陆皇后”的行动，一艘由尖沙咀开出的小轮上悬挂有“本土号”的标志，船上载的是各个不同团体、不同阶层、年龄、性别和诉求的“人民”，他们最终在皇后码头登陆，象征着人民取代殖民官僚，拥有了这块土地。

  对土地使用权的宣称不止体现在这一次行动上，“本土行动”的年轻人后来进驻皇后码头，他们轮流在皇后码头生活，饮食起居及露宿长达数个月，期间不断有读诗、表演音乐和行为艺术。他们把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作自己的“屋企”，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和守望家园的姿态来再现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感情。艺术家梁宝珊曾经做过一个“行为”，她在皇后码头逐页朗读香港著名作家西西的《我城》，每读完一页即撕毁。它既象征是“我城”——香港正在日渐消失、改头换面，也鞭挞着那些念过就算的怀旧滥情、那些为了忘却的拍照留念。当保育人士视“我城”为“我家”，那么相对于清拆，他们就成为了被清拆的居民，由此拥有了与清拆方协商的权利。相对于“美好的旧时光”，他们更重视公共空间的维护和建设。即使天星、皇后码头最终不得不改建，他们也强调应该“民主规划”。换句话说，他们无意于保护死的“文物”，却誓死捍卫活的“公器”。他们所最不满的是，在中环维港旁的这两个码头，本是人人可出入的公共空间，而拆迁的实质，却是要变相将这黄金地段化作房地产商的私家地盘。

  文化保育运动的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到底有没有成功挽救四五十年历史的码头建筑，而在于这个过程所激发出来的东西。天星、皇后码头事件之后，不单媒体、学界大谈“文化保育”，而且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不得不重视这件事情，以至于请第三方机构研究纽约、北京等地的先例以备参考。另一方面，一向被认为自我中心、不关心社会的香港年轻人所迸发出来的能量成为公民意识的催化剂，使人见到不单一己之私宅面临清拆要维权，而且城市的公共空间受到威胁时，更要履行公民的文化权利和义务。正如研讨会上一位学者所说，香港声称自己是亚洲的国际都会，那么当它要拆除有文化价值的旧建筑之时，没有人出来反对的话，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呀。

  所幸文化保育运动保住了香港的文化颜面。这就是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文物保护的行动，而是对于文化本身的保存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