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无声处》被认为是“文革”后第一部反思性的戏剧文学作品，被称为“新时期话剧的发轫之作”，是开思想解放之风气的话剧力作，是戏剧界的第一声“惊雷”。日前，晶报记者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宗福先与导演苏乐慈。

  □编者按

  今天起，晶报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思想文化事件寻踪”系列。推出这个系列，我们希望把读者引回到1978年，引回到从前的时光，重温一个时代反转而来的苏醒、激动，甚至重生。众所周知，一个时代之变，并非时间流转之必然。如若没有思想与精神的涤荡、换新，世代的演进有何凭依？而这30年的巨变，正是首先发端于思想风暴。所以，当我们从历史中提炼出曾有的细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烟云，而更多是历史的启悟。

  □回顾

  开解放思想之风气的力作

  1978年5月，上海热处理厂的工人宗福先利用业余时间奋笔疾书，将自己积累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心里话，一气呵成写成了四幕话剧的剧本《于无声处》。这是一个以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家庭一天之内的故事，表达了对天安门事件的支持，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呼唤。该剧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放下笔后，这个当时年仅30岁的男人哭了。他借笔下的字，吐出了压抑了十年的民众的声音。

  1978年9月22日，由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的《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度正式演出，异常轰动。此后，该剧在上海连演45场，一毛钱的门票需要排队购买。

  1978年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同年10月28日，该报头版报道《于无声处》，标题是“热情歌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向‘四人帮’公开宣战的英雄——《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并连续三天用了四个版发表了该剧剧本。

  1978年11月14日，苏乐慈、宗福先和剧组一起进京，一出火车站就受到包括金山、于是之等话剧界泰斗级人物的夹道欢迎。11月16日，该剧在北京盛大演出，宗福先的座位两边，坐着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周坐着国家各部委的领导、文艺界的前辈，如此阵势，让工人出身的他很是“受惊”。演出结束之后，全场沸腾了，热情的观众像潮水一样涌来，将主创团团围住，紧紧抱住。当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要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的重要消息。同时，《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那天的演出，成为载入中学历史课本的文化事件，《于无声处》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

  1978年12月17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宗福先获得1000元的奖金，这对月收入只有40元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第二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巨变，从这一天开始。

  故事情节

  青年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被“四人帮”定为“现行反革命”。欧阳平与母亲梅林一起，来到上海，在梅林的老部下何是非家“避难”。岂料何是非已经投靠“四人帮”，他不顾自己女儿何芸与欧阳平相恋的事实，一边将欧阳平交到上海民兵组织头目唐有才手中邀功领赏，一边又把何芸作为“礼物”许配给唐有才。在梅林的支持下，欧阳平挺起胸膛与“四人帮”黑爪牙展开殊死抗争。何芸和他的哥哥何为终于认清父亲的狰狞面目，愤然与他一刀两断，投身到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风浪之中。

  30年后这部话剧仍没过时

  晶报专访编剧宗福先与导演苏乐慈

  让年轻人感受那段历史

  晶报：30年前，开思想风气之先且风靡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如一声惊雷，炸响了经历10年浩劫的中国舞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今年刚好是此剧演出30年，上海话剧中心也重排了该剧并陆续在上海、北京、长沙、杭州等城市演出。那么，对于此次重演，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有过怎样的顾虑？

  宗福先：我可以说是心潮起伏，有恍如隔世之感。其实最早说要排这个戏的时候，我是非常担心的，毕竟社会发展太快了，30年前的一切到如今似乎没有留下一丁点的痕迹，我们的街道、房子，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戏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能看懂吗？能理解吗？能认可吗？当时人的思想方式、生活状态以及革命激情，是否会让今天的观众反感甚至嘲笑？今天的老年人再看这个戏，会不会后悔？他们会不会嘀咕道：“我当年干嘛那么激动，真傻啊！”等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我同意上海话剧中心的邀请，我觉得今天排这个戏有着重要的意义，至少让年轻的观众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起点是在哪里？否则，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走得有多远，中国的变化有多大，改革开放的成就有多高。他们通过这个戏可以知道：自己今天的安宁和舒适的生活，并非与生俱来的，我们曾经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相信这会对年轻人有很大的触动和启示。

  苏乐慈：30年后再导这个戏并没有过时，因为该剧在艺术内涵上是有可以挖掘的地方，剧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大爱之情以及剧中的矛盾冲突，对观众依然有吸引力。

  晶报：重排的版本做了哪些方面的改动？与老版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宗福先：几乎没有改变，还是同一个剧本，只不过30年前突出的是政治作用和革命锐气，“勇气”二字是我们当年收到的最多夸奖之词。因为当时“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匕首式的力量对观众更有感染力。30年后的今天，政治已经成为背景，直接的政治诉求早已实现，不再是这个戏最突出的价值，反而是追求真理和正义过程中的人格的力量，更能细腻地体现出来，并获得观众极大的共鸣。

  苏乐慈：剧本、服装、舞台等还是当年的，只有个别词如“儒法斗争”、“张春桥”等会做修改，以方便现在观众的理解。同时，剧中人物内心的冲突、选择以及对心灵的拷问，对现在的观众来说极具魅力。30年前，这个戏以敢说真话而激奋人心，30年后，此剧就是以人性深层的感情而打动人的。

  它像我的孩子一样，百看不厌

  晶报：结果在上海演出的效果跟你的预期一样吗？

  宗福先：其实在排练场连排的时候，现场有领导，有话剧界的同仁，有保洁工人，还有不少80后的年轻人，看完之后，就我所见，不掉眼泪的极少，演出效果与30年前几乎没有区别。对此，我非常感动，这说明我们这个戏依然能演，依然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晶报：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它并未过时？

  宗福先：最近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演了10多场，大学生的激动之情完全超过我的想象，许多从剧场出来的孩子都泪流满面，说明这个戏打动了他们。我们还为此剧举办了四场大学生座谈会，不少大学生都发言了，他们会很羡慕那个时代的人，比如那个时代的人对爱情的坚贞，对信念的坚持，都是让他们惊叹的。还有个学生说：“幸好，我们只需要把《于无声处》当作故事来看，我们太幸运了。”这些从剧院走出来的孩子，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觉得很满足。对于剧中那些革命激情式的台词，我原本以为会引起他们反感的，没想到大学生对此很有共鸣，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晶报：听说你这次每场都从头看到尾，30年了，为什么还能在剧院坐得住？有过审美疲劳的时候吗？

  宗福先：首先这是个习惯，在工人文化宫形成的：排戏、演戏，编剧都参加，剧组有点像个大家庭，朝夕相处。另外，这个剧本是我写的，它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看都觉得是新鲜的，不会厌倦。坐在观众席上，我可以直接看到周围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反应，他们的赞叹、哭泣、笑声与掌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享受，观众被戏感动着，我被观众感动着。

  剧本乃“厚积薄发”之作

  晶报：我看资料说你写《于无声处》时只用了三周，但此剧的轰动效果却是空前的。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写出如此影响深远的力作，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厚积薄发的一种体现吗？

  宗福先：当然是厚积薄发了，是长年累月积累的结果。我从小就喜欢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经意间就沉淀在我的脑海里。我1972年开始学习创作，之后6年的时间写了无数的废纸，字数绝对不止100万了。外人对我在其中

  A12-13版图片均由被采访者本人提供（资料图片除外）

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可能难以理解，但对我而言，这段经历对以后写《于无声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积累。另外，从1976年10月起，我就开始酝酿《于无声处》的剧本，酝酿的时间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等到找到突破口之后，写作本身就很快了。所以不能只说三星期，那就好比吃饭，吃了五个馒头没饱，吃第六个饱了，说：早知道我只吃第六个。

  晶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你创作这么一部作品，思想上有压力吗？

  宗福先：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什么背景都没有，我知道写这个作品有风险，但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悼念周总理与反对“四人帮”，何罪之有？大家当时就觉得天安门事件迟早会平反，因为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否则天理不公。创作此剧对当时的我来说，在心态上并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晶报：还记得在上海第一场演出的情景吗？

  苏乐慈：首演是1978年9月22日，当时上海工人文化宫座无虚席，演出开场之后，剧场异常安静，演完之后那一瞬间，观众依然没有反应。我当时非常紧张，但突然之间，全场观众都站立鼓掌，整个现场像炸开了锅。不少观众冲上舞台把我们围住，哭得一塌糊涂。那一夜，对我们这一群人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夜，从此，我们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我拿到了最好的牌

  晶报：当时在上海连演了45场，之后在北京演出更是十分轰动，这种状况你预想到吗？

  宗福先：做梦都想不到，如果能够想到的话，恐怕写不出那样的剧本了，观众喜欢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了。那次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坐在我两边的是中央政治委员，而包括周扬、曹禺等文艺界的前辈大师都是四散坐在我们周围，说实话，我非常紧张，看当时的照片，我整个人都是往下缩的，不由自主地缩，是一种本能的表现。因为我在文革中受太多的苦了，家庭被踩在脚底下，生活一塌糊涂，而那次的突然成功，让我很难适应，有点害怕。

  在北京，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有一次我在北海公园，有很多群众包围着我，有说自己看戏感受的，有说个人故事的，非常热情，当时，电视上每天都有我们的新闻。但我觉得自己得到的荣誉太高了，我对记者说我感到非常害怕，一方面我怕这个戏会成为样板戏，历史证明样板戏都没有好下场；另一方面我担心自己成为暴发户，而历史证明暴发户也是绝无好下场的。这样的话我在多次演讲时都讲过，因为感觉太“红”了，非常忐忑不安，我只不过是工厂第一线的工人，却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心里太不安了。从此之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知足，否则就太不懂事了。在我看来，我这辈子有这一次已经太值了，所以，在以后的人生当中，我一直过得比较踏实，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都能够平静面对。因为这就像打牌一样，你已经得到过最好的牌了，以后得点臭牌也是应该的，我不会再有奢求，也没有遗憾。你想啊，一上来就是人生最高峰，这辈子还不是永远走下坡路？还想“节节高”？不可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从那以后，我规定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苏乐慈：当年在北京有观众连夜排队买票，因为电视上曾直播了该剧，所以走到街上总是能碰到跟我们打招呼的人，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也要替我们买单，因为这部戏说出了长久以来积压在大家心里的话……不过，虽然在当时我们时时被电视台的人跟拍，有点明星的感觉，但我一直都比较冷静，没有觉得很了不起，反而觉得自己还需要不断努力。

  巴金写推荐信，去曹禺家做客

  晶报：听说刚到北京受到的礼遇让你很“受惊”？

  宗福先：对，北京的那个状况就像是狂欢节，从刚出北京火车站的第一分钟起，我们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当中，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会吓一跳。当时夹道欢迎我们的人是全国话剧界响当当的人物，是戏剧界的泰斗，如金山、欧阳山尊、夏淳、于是之等，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当了作者和演员，这样的待遇，我们怎敢当啊？当时我从车站出来没多久，就有人对我说曹禺老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并希望我当晚就能去。当时听到这个话之后就像做梦一样，很是受宠若惊。

  晶报：在曹老家，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宗福先：我一直很兴奋，反复说自己是从曹禺老师的《雷雨》、《原野》中学习到很多写作技巧，终身受用，并说非常感激他。他先是问我《于无声处》的人物原型从哪里来的，随后特意强调说我的成功之处在于说了真话，并说这个戏一有生活，二有勇气，非常好。他对我说：“我生活在旧社会的时间很长，对旧社会的妖魔鬼怪是恨透了的，因此我写了《雷雨》。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林彪、‘四人帮’是恨透了的，因此你写了《于无声处》，我们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的。”

  晶报：现在看来能够与曹老面对面，是偶然还是必然？

  宗福先：事实上，当《于无声处》准备去北京后，我当时随口说过要是能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因为我非常崇拜他。结果有人把我的话传给了巴金先生，没过几天巴老就托人送给了我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着：“家宝（编者注：曹禺原名），我向你推荐一个年轻人，他写了《于无声处》，你一定要见见他……”我接到这封信后就一下子就傻了，我跟巴老不认识，他也没见过我，所以能够得到这封信，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这封信当时就直接交给曹禺老师了，没有想过留底，曹禺老师去世后，我曾托他夫人李玉茹老师找过，但没有找到，至今对我来说都是一大遗憾。

  晶报：这部戏对你们个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生而言，它的意义是什么？

  宗福先：这部戏为我将写作这扇门轻轻地打开了，让我能够成为作家，而且还算知名作家。同时，《于无声处》轰动全国这件事，对我来说如同定海神针，此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能够宠辱不惊，不会飘飘然，能很好地平衡自己。我始终觉得命运待我不薄，在中国命运转折的时期，我能够做这么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一生无憾啊。所以，这次30年后重演，我花了不少钱买票请朋友们分享我的快乐。

  苏乐慈：对我而言，《于无声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导演的大戏，从此之后，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每年都会拍一到两部作品。

  □点评

  它是我们的起点

  《于无声处》是一代人青春时期的集体记忆，那些在文革中被踩在最底层的人、那些被践踏的灵魂、那些被压抑的思想，借着“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爆发了。该剧上演时剧场内气氛热烈，那些流泪的面孔、被忽视的悲伤过往、藏在最秘密处的话语，终于找到了出口。

  《于无声处》的演出，点燃了全中国人的热情，令该剧成为中国话剧史上迄今为止“演出团体最多、演出场次最多、观众人次最多”的经典之作。当时全国有2700个剧团同时排练此剧，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做了现场直播，该剧更收获了全国各地近两亿的观众。如此颇具震撼性的数字，让从那个时代走出的观众，至今想起来依然心头大热。“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诗句更成为老百姓脱口而出的口号。

  30年前，《于无声处》的政治意义显得尤为突出，话剧界的泰斗人物曹禺曾撰文道：“我感到我的小房间忽然亮起来。我面前突然有许多年轻有为的剧作者们，大家都拿着自己的剧作高声朗诵，那愉快的声音像无数的‘惊雷’”。此剧受到文化部嘉奖的第二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变革从此开始。可以说，《于无声处》在中国命运转折的特殊时期，起到了精神预热的作用。该剧被赞誉为新时期话剧的发轫之作，也与《雷雨》、《茶馆》一起，列为中国话剧的十大经典之作。3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剧本，同样的导演，新版《于无声处》依然能够受到观众的热捧。它让今天的观众不仅能够穿越时空重新感受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更能够在对比中意识到今日的安静和平和并非与生俱来，三十年前是我们好日子的起点。

  是的，《于无声处》是新时代的报春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