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香港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的消息，是在Facebook上，上面显示有五十几个人打算参加。地点是在我母校，我马上联想到这是我三年前刚到那里读书时参加的那个研讨会的续集。因此我知道那是一间很小的教室，在我的记忆中，那里恐怕难以容下五十个人。根据当年在北京听讲座的经验，我晓得要早起赶去占座。

  果然，当我赶到的时候，离会议开始还有十五分钟，却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空位。我和同行的朋友只得赶紧把自己安顿在不大能看清主席台的后排座位。到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教室边上的非座位已经挤站了一些人，甚至连门外都围了一圈人，我和朋友算了算，那会儿已经有超过一百二十个听众了。这在北京高校司空见惯的事，在香港却几乎绝无仅有——当然你不能拿龙应台和于丹在香港的讲座来比，因为那时候出席的多半是内地学生，而这个研讨会由于议题紧贴本土的缘故，参加的内地学生寥寥无几。

  主办方显然也对这样热闹的场面深感意外，发起人说，这次出席的人数比上一届至少要多出一倍。这当然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我想原因可能包括这三年来，经过反对清拆天星、皇后码头的文化保育运动，开始关注“文化与社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据我的目测，来参加的人起码有四分之一和我现在所在的文化研究系有关，大概表明这些年来我们系的教育，特别是授课型硕士课程，有了一些成果。加上互联网的动员力量确实非传统的贴海报可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从上午九点半一直持续到傍晚六点多的研讨会话题密集，分为六节，每节一个半小时，分别关于本土的文化保育运动、香港的历史、身份、媒体、家庭、教育和公共知识分子等，可算是面面俱到。一共有二十来位讲者，其中不乏“明星学者”，自然能吸引来各自的“粉丝”。

  这是非常典型的港式安排。每个学者只能陈述十五分钟，有专门负责计时的工作人员严格掐表，然后每节有半个小时的讨论。紧凑、短小精悍、信息量大、选择众多，结果一天下来，脑袋被塞得满满，几欲爆炸。这样的流程也有一些流弊，因为议题广泛、人多嘴杂，不单在各个环节难以深入，最后总结的时候各个议题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对话和整体的归纳。像内地那种一位学者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台下始终听得津津有味的情况，在香港几乎难以想象。

  我回想起三年前参加上一届研讨会时，初来乍到，对于人、事、地，一切都是陌生的。现在重回母校，在这个研讨会的场景里，我突然发现我在各个不同场合不同渠道见过、认识过的人都神奇地一并出现，令我这个平素以为自己孤独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恍惚间觉得已经朋友遍地。这或许再一次印证了香港文化人的圈子总归还是小的。发起研讨会的一个教授说，他们前两次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的时候，出版社为难地说，你们把香港搞文化的人都囊括进来，那谁来给你们写书评呢？这固然是一个笑话，却也透露着几分实情。

  只是，在中场休息时和若干各路朋友打过招呼之后，午饭、晚饭还是跟寥寥无几的内地朋友一起吃。大概，“文化”归“文化”，“社会”却还总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