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就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这一决定将对我国城乡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深圳作为全国率先全面告别农村的城市，四年前，深圳数十万村民曾经历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阵痛。四年过去了，让我们回头张望，那一场对深圳影响深远的改革，给那些曾经的村民、今天的新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嬗变。

  “走，年轻人，跟我们一块爬山去。”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下岭排居委会主任、57岁的谢宋宏给记者递过来一瓶矿泉水。

  2008年10月的一天，当记者经人介绍与谢宋宏见面时，正碰上她带领社区里的人准备爬附近的羊台山，一行数十人聚集在山脚下，好不热闹。她介绍说，这座山她爬了几十年，哪里都熟悉。如今只要有空，她就约上大伙一块爬爬山，到山顶唱一唱客家山歌，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业余生活。中途休息时，旁边有人凑过来插话说，今天爬山的都是我们村的，都姓谢。谢宋宏赶紧纠正说，早就不叫村，改叫居委会了。

  第一次领到“农转非”户口本，感到自己终于是城里人了

  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是深圳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2003年10月30日，深圳市《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出台，当时的龙华镇随即成为先行推进的试点镇之一。一夜之间，原龙华镇大浪行政村下岭排围自然村村长谢宋宏也变成了居民小组组长。2006年龙华街道一分为三，大浪街道成立，她也“升格”成了居委会主任。

  得益于这样的“试点”，谢宋宏和当地人较早地感觉到了城市化所带来的变化。“第一次领到‘农转非’的户口本，感到自己终于是个城里人了。”她说。

  改革开放之初，谢宋宏家里曾经很穷。过去，柿子是下岭排的一大特产，也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有一年，她家收获了足足2万斤柿子，但这并未能帮助她家摆脱贫穷。为了补贴家用，她甚至在银行做过清洁工。从那时起，她的心里就对“城里生活”暗怀幻想。后来，无论是做港资工厂厂长还是回来当村长，经济条件都大为好转，但她从不掩饰自己对“城里生活”的向往，她觉得，那是一种更有品质的生活。

  当然，“城里人”的感觉并不仅仅寄托于一纸户口本，谢宋宏和原村民很快就体会到了这种身份转变所带来的好处。宝安区召开“加快城市化进程”动员大会后不久，原村里的老人就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养老保险金，这其中包括谢宋宏年过九旬的家婆，老人家直到前年才去世。谢宋宏说，城市化后，原村里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都能按月领到退休金。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城市化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过渡办法》，城市化人员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此举使深圳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城市化人员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城市。

  在谢宋宏的记忆里，变化接踵而来。城市化之后，原先由各村各自为政的保洁工作交由市政统一管理，社区变得更干净了；规划布局更科学合理了，社区的公共设施也多起来了，修建了灯光球场和休闲区，办起了成人学校，社区道路也修缮一新。不过，如今，谢宋宏也面临着新的“烦恼”：城市化之后，下岭排居委会辖区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前来办厂经商，使辖区外来人口由原来的1万多人增加到了3万多人，公共文化设施严重超载。为此，居委会打算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建设一个大型的文化广场。

  实施城市化之后，宝安龙岗两区对原村里建设的市政公共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实行3年过渡期，之后由区政府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区的基层公共设施得到大面积“升级”。

  城市化是身份的城市化，更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否则，名义上的 “居民”还是实质上的“村民”

  2007年4月13日，谢宋宏坐进了北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教授正在台上讲解关于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话题。

  如果没有变为“城里人”，谢宋宏不太可能出现在这里。她参加了宝安区组织的第三批社区干部学习考察团，在近十天的时间里，分别在北京、武汉、上海、昆山、杭州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而北大是第一站。

  在北大的四天时间里，她听了有关现代社区管理、现代社交礼仪之类的讲座，这些知识是她过去当村干部时所没能涉及的。而她尤其对那个戴厚厚眼镜的老教授有关生态的讲座记忆深刻。她说：“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抢了子孙后代的饭来吃，还将子孙后代的碗都打破了，好像卖地啊，建房子啊，你搞再多的房子，再多的那个钱，最后子孙后代连一点新鲜空气都吸不到，那有什么好处呢？我对这个很有感触。”

  在谢宋宏家里，记者见到了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废旧电池。她说，以前是用完随手扔掉，现在不了，知道这东西对环境有危害，会积攒下来再放到指定的回收箱里。还有，几年前她家就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这是个好东西，又环保，又实用”，她说，“现在环保越来越重要，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更有理由要爱护好环境。”

  羊台山脚下的下岭排处于深圳的水源保护区之内，生态环境不错，城市化之后，政府加大了生态保护力度。正是看中这一点，她老公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好了打算，订了好几种养蜂杂志，养起了蜜蜂。她说，在她家里，养蜂的工具占据了整整一层。

  在谢宋宏的印象中，几年来，不但环境整洁了，绿化多了，社区居民的卫生习惯变好了，过去那种屋里是地毯，门外是污水垃圾的现象绝迹了，社区文娱活动也越来越有声有色。打麻将的，买地下彩票的少了，相反，大型的中老年舞蹈活动的人气越来越旺，几乎每晚都会吸引上百人参加。此外，下棋、练太极拳、跑步等等也成了越来越多居民的业余爱好。近几年，谢宋宏和家人迷上了乒乓球，记者看到，她家的二楼设独立的乒乓球室，并配有发球机，看起来挺专业的。她家客厅的酒柜上，更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乒乓球比赛奖杯。前不久，还获得了宝安区家庭乒乓球比赛第二名。

  听讲座，也是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项新内容。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保健知识讲座，针对中青年人的心理健康讲座，针对女性的现代家政讲座，在社区里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欢迎。谢宋宏介绍，为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街道办开设了“公民大课堂”，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著名演讲家李燕杰为市民作报告，这样的新鲜活动也让不少下岭排居民开了眼界。

  城市化是身份的城市化，更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否则，名义上的 “居民”还是实质上的“村民”。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宝安龙岗城市化的一个着力点。如今，新的公民意识、市民意识正在这27万新市民中慢慢积淀。

  “手中有技能，心里才有底”

  谢宋宏的小女儿是大浪街道原居民中的第一个硕士生。

  2004年9月，正当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行将结束的时候，谢宋宏的小女儿完成了中山大学的本科学业，并被保送为该校的水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宝安水务局工作。去年5月，参加大浪街道公务员录取考试并获通过。当这位“本土”研究生被问及为何最终选择回乡就业时，她说：“大浪位于水库旁，平时很多工作会和水有牵扯，自己是学水文专业的，也许所学知识会对工作有所帮助。”

  对于这位一直在外求学的“80后”姑娘来说，感觉不到四年前实施城市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不过，正是城市化所包含的文化指向，正是这种身份切变背后的隐喻，让她感觉到了母亲重视子女教育的远见。谢宋宏文化不高，却懂得一个人不能没有文化的道理。过去，家里再穷，她也要想方设法送孩子读书；早在1997年，为了孩子的学习，她就花2万块钱买下了全村第一台电脑。小女儿保送读研，她感到特别欣慰。今年5月，她因为教子有方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宝安最具影响力母亲”。

  靠着不菲的房租收入以及股份公司分红，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这是许多人对深圳“原住民”的生活想像。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真实的。不过，谢宋宏家却似乎完全不是这样。目前，谢宋宏两口子和孩子们住在自建的已颇有些年头的楼里，没有对外出租。儿子是老大，小时候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发愤考上了中专，以争取早日就业，使妹妹有更多上学的机会。如今，已在一家银行任职多年的他，业余时间正在攻读在职研究生的课程；拥有本科学历的儿媳供职于巴士集团；小女儿则是去年考取了公务员。这是一个深圳“原住民”家庭，何尝不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现代市民特征的工薪家庭。

  “每个人都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谢宋宏说，“城市化后，土地没有了，吃租金，吃一年只一年。要是以后房屋出租形势不好怎么办？总不能坐吃山空啊。社区有个小伙子跟我讲，虽然家里有一栋楼出租，目前生活不愁，但如果呆在家里做包租公，没有一份工作，找女朋友都没有竞争力，所以他打算参加社区里的成人培训学校，学点本领。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手中有技能，心里才有底。”

  据劳动部门统计，在两区“农转居”人口中，共有将近5万人面临再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原住民”的就业能力，政府“埋单”培训新居民，组织有就业愿望的“农转居”未就业人员参加就业和再就业培训。观念正在扭转，传统的食利生活不可能永远维持，“原住民”必须也正在培育城市竞争意识，参与到城市竞争中来。

  爬上海拔近600米的羊台山顶时，记者早已累得气喘吁吁。而谢宋宏却和街坊邻居摆好了队形，拉开架势唱起了客家山歌。很动听的腔调。我隐约能听懂的句子是：“……唱起狮子对麒麟，唱起日头对月光……”当然也是很美的歌词。

  下山的路上，她对记者说，现在，懂得唱客家山歌的主要还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中会唱的很少了，下一步她打算组建一支客家山歌队，让更多的人会唱，喜欢唱。老一辈传下来的好东西，不能给丢了。

  也许，谢宋宏对记者说的这一番话，道出的是农村城市化中值得留意的一道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