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王恒嘉

  引言

  广东省每年颁发的科技奖叫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里树立着丁颖的塑像，华南农业大学的立校之本就是“丁颖精神”。可是丁颖是谁呢？一位在“丁颖精神”感召下投身农学的大学生的反问式回答能说明这个问题：“袁隆平之前是谁？是谁培育的良种养活了我们的老爸老妈？”他就是丁颖。丁颖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首先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在实践方面，丁颖培育了许多个优良水稻品种，他晚年主持编写的《中国水稻栽培学》，更是优秀的农学典籍。

丁颖大事年表

  丁颖(1888-1964)，1888年11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任广东省高州县中学、高州农校教师。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

  ●１９２６－１９４０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主任。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兼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育场场长。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年：任广东华南农学院院长

  ●１９５７－１９６４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病逝于北京。

1921年4月，一位中国青年登上了开往日本的渡轮，他此时心情非常复杂，两年前，他因为日本军警镇压中国学生游行而愤然回国，而此次，他是去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去日本留学，是许多人羡慕的事情，但一听说是去农学部攻读农艺，就有人讥讽他说：“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

  丁颖是贫农之子，自然深知学农务农的艰苦，也知道农业当时在国内的地位。但他早已立志“使受苦不尽的中国农夫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三年之后他学成归国，变卖祖产、掏出自己的微薄工资到处搞试验育良种，数十年如一日过清苦的生活。而在1921年出国之前，他已经奋斗了数载春秋……

  立志为农夫温饱尽责

  1888年11月25日，丁颖降生在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这个家庭中第12个孩子。父亲丁林泰认为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席卷全国，高州也成立了一个颇具民主思潮的学生组织“新高学社”，丁颖积极参加其中议论时政、探讨革命理论。当时县城盗贼蜂起，腐败的官府坐视不理，“新高学社”竟然组成一支学生军击败了匪徒并处决了土匪头目。一时间民众称颂。但不久，“新高学社”发动了驱逐一名不事教学、专为清廷歌功颂德的教员的学潮，学校迫于官府压力而解散了学社。丁颖陷入迷惘：要变革社会、铲除社会不公太难了。他决定潜心学问，走科学救国之路。

  1909年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同学们互相述说各自志向的时候，大多数都说准备报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的门径。这时候，成绩全优的丁颖却说：“我决意报考农科！”周围同学一阵寂静。看着愣住的同学们，丁颖慷慨激昂地说：“我深知农民的苦，农民一年到头勤耕力种，却还是捱饿受冻。我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后短暂回国任教，1916年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临近毕业时，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上街游行示威，遭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丁颖气愤之余，决定辍学回国。回国后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仕途一路平坦的丁颖面对当时的贪污舞弊盛行官场，极度厌恶却毫无办法，又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再度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

  用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写讲义撰写论文，在丁颖等农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逐渐建立。当时中国广种稻米却无法满足内需，每年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心头翻涌，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所有这些努力却迟迟没有消息。

  失望之余，丁颖面对重重困难立下誓言，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他认为，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自己就更应该立足现实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拿出自己的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试验场起初只有租来的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干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还要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维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

  谷种比“谷种佬”的命重要

  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内迁的最后一只船就要开了，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他就是丁颖，身上背了几个大包。“丁老师，你现在才来啊，我们的船一开你可就要留在广州了，命都不要了，收拾了些什么宝贝啊？”几个同事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哪里有什么金银细软，除了谷种还是谷种。

  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丁颖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收拾这些宝贝花了他所有的时间，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面对同事惊愕的目光，丁颖说：“我就是‘谷种佬’啊，谷种当然比我的命还重要。”

  “谷种佬”这个土气的称呼，是农民兄弟对丁颖的称呼。丁颖为了把这些良种推广到农民中去，费尽心机：比如把一包包良种送交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乡试种；为打消农民对新种的疑虑，与农户订立合同，地里种植他育成的新品种，不管收成如何都付给农户比往年产量多的稻谷；采取换种制度，农民可用普通稻谷到场里换良种，每担只象征性地多收一斤谷子。这些良种令农民增产获益，大家亲切地叫他“谷种佬”。

  1940年，学校在粤北坪石，又面临日军车队沿铁路的入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书籍、资料、稻种的安全。在离开前，他先把资料书籍分散到农民家，又到乳源品种繁育场转移水稻品种。而在此之前，因为经常往来于学校与试验场之间的偏僻山路，丁颖曾在粤北一条偏僻山路上遭匪徒抢劫，身上所有财物被抢，当局给他5000元“压惊费”，他却把钱给当地乡公所买牛血清，用于紧急防治当地的牛瘟。而过后，那伙强盗得知被劫者是为农民谋福利的“谷种佬”时，心中非常内疚，特地寄回劫去的皮包、烟斗等，并附上短信致歉。这足见“谷种佬”教授在群众中的声望。

  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1940迁址粤北时，丁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业科学研究留下了火种。建国后，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经常劝说外流的科技人员回来参加祖国建设。

  不累积财产只当好教授

  早在1925年，丁颖成为一名年轻教授时，他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涉足官场，不累积财产，只当好教授。他的一生处处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品德：节俭、清廉、为人正直。

  解放前，当时的政府要人陈济棠曾想把一亲属塞到中大农学院捞文凭，丁颖断然拒绝，不管陈用权势相压还是使人出面讲情，他都不听；另有一极有权势女生平时不喜欢读书，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打了5分（百分制评分），不管她怎样活动也无济于事。

  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建国后，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

  丁颖的家人回忆说，在孩子们还年幼的时候，他常说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教诲孩子们要过清茶淡饭的生活。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自身节俭的丁颖却绝不吝啬，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都抽空探望，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助资赠药。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热情接待。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丁颖从不屈从权势和外界压力，一生无论什么时候都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公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真诚的劳动者“丁师傅”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甚至到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长期在田间的风吹日晒，使名教授丁颖长年在衣着、肤色、生活上都与普通农夫无异。他喜欢学生们称呼自己为“丁师傅”，而不是叫“丁教授”。

  因为如此深入田间，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就都是非凡的。对于水稻分类方法，丁颖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丁颖对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丁颖还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1933年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竹粘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丁颖还用印度野生稻（wild kargea）与栽培稻品种杂交育成了“银印20”、“东印1号”、“暹黑7号”等品种。他在1931-1933年间对野生稻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

  丁颖认为，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规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条件变化规律和作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他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从技术措施与穗数、粒数、粒重的关系上找出一些带共性的结果，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实现计划产量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水稻在生长发育进程中的现象来检验技术措施的合理性，为总结群众经验提供科学办法。

  丁颖根据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对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微生物活动的促进作用，指出实行水旱轮作，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后水稻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丁颖晚年亲自主持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准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后来组织下了命令，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他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他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济南，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他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丁颖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遗留下来的工作最终由后人完成。

  “丁颖精神”常存

  今天广州的农林路是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这位处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旺地与“农”、“林’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上世纪的20年代，这里属广州东郊，有一所名叫“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来改名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丁颖1924年回国后，就进入“农专”任教。同年11月它改称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丁颖任农艺系的教授。而不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再改名国立中山大学。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

  后来，1952年院系调整中，中大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三合一成立了华南农学院，并到了现在的校园。丁颖是华南农业大学的首任院长。在校园的一角，有一座在上世纪50年代中建成的两层洋房，是丁颖的故居。丁颖之前一直住在低矮潮湿的平房中，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一再坚持，华农才建成了几栋两层的“院长楼”给几位正副院长居住。现在，这栋小楼是学校老职工活动中心。

  今年8月15日，记者在华农的农史馆二楼看到有一间约20平方米的“丁颖教授纪念室”。纪念室四壁挂满了丁颖的照片，其中有他任全国科协副主席时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科学家的照片，出访前苏联、东德、捷克等国留影等，而绝大部分照片都摄于田间地头，多幅还是赤脚下田的。室内中间橱窗里陈设着丁颖培育的世界第一棵“千粒稻”等良种、手稿、著作等，其中一格窗放着一个边角磨损的皮包、油亮的烟斗、磨花了镜面的怀表等。

在华农的教学楼前，矗立着丁颖的纪念铜像，立于他的诞辰100周年，也就是1988年。他清瘦但硬朗的身躯仿佛置身稻海之中，左手叉腰，右手拿着草帽，双手粗壮而青筋毕露。每年临近毕业，都有很多应届毕业生来到雕像前留影。

  原华南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致力研究校史的何贻赞教授说：“丁颖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是以丁颖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家、科学家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前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农学会副会长骆世明则说：“丁颖精神己经成为华南农业大学的一种精神财富，成为体现华南农业大学校风的重要象征。”

在华南农业大学的教学楼前，矗立着丁颖的纪念铜像。他清瘦但硬朗的身躯仿佛置身稻海之中，左手叉腰，右手拿着草帽，双手粗壮而青筋毕露。“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

链接·同代撷英录

  陈嵘

  陈嵘（1888～1971）,字宗一，浙江平阳人。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9年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林部。1913年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后为浙江农业大学），任校长。1915年以后，任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教授，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2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树木学，获硕士学位。曾赴欧洲考察各国林业，在德国萨克森大学研究一年。1952年任南京林学院筹委会主任，同年任中央林业部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代理事长。陈嵘是中国近代林业科学奠基人之一，在树木学、造林学和林业史科研和教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次深入湖北神农架、四川峨嵋山和云贵边境采集标本。自1916年创办江苏省教育团公有林（今老山国营林场）起，先后参与创办7处林场，领导植树造林。1937年问世的《中国树木分类学》是中国第一部树木学专著，1933年所著《造林学概要》、《造林学各论》，是中国第一批近代造林学专著。1979年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会根据陈嵘遗愿，用他捐赠的稿费积蓄设立中国林学会奖励基金。

  金善宝

  金善宝（1895～1997）,生于浙江诸暨。25岁毕业于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1930年赴美国攻读作物育种专业，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等校农学院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曾当选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被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他在中国小麦研究方面做过开创性工作。所著《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1928年），是中国小麦分类的第一篇文献。上世纪30年代经他鉴定选育的“南大2419”小麦，在全国年推广面积曾达7000万亩，增产作用显著。在中国率先应用北方春播-高山夏播-南方秋播一年三代的作物育种法，育成京红7、8、9号和“中7402”春小麦新品种，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主持研究编写的《中国小麦之种类及其分布》（195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