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9日，国管局副局长寻寰中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努力创建节约型政府机构”与网民在线交流。后来其他网站转载的时候，用的标题是《国务院官员：各级机关每年吃喝3000亿的说法有夸大性》，结果舆论将重心集中到“公款吃喝”及其“准确的数据”上去了，在我看来，这个板子没有打到点子上。

  实际上，寻寰中是在“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个框架下讨论政府应该做什么的，在这个框架下，他讨论了公款接待、公务用车、办公楼节能、节水等方面的问题，从范围上看，远远超过“公款吃喝”这个层次。这说明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比较强的节约意识，问题在于，从“节约意识”到达到“节约型政府”和“节约型社会”目标，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识，实际上在上届政府成立不久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当时有几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重点在于教育老百姓如何“节约”；二是认为如何节约的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三是认为关键在“劝诫”。连CCTV的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也在大谈如何建立节约型社会，却得到网民的质疑，批评他们一边教老百姓收集空调滴水用来浇花，一边却盖新办公楼追求奢华。

  比较三年前，官员们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意识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最重要的进步表现在：认识到了教育的重点在官员。所以现在提出的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概念。应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要将这个概念演变成现实，我们还必须理解以下问题。

  “节约”的效率问题是产权清晰与否的结果。经济学家从来不会去指责产权清晰的消费者，每个消费者购买的每个商品，其实都被看成是在他自己的“收入约束”下进行的最优选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产权不清晰的消费行为”。比如“为别人花别人的钱”，为“公务花别人的钱”。前者是政府官员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后者是政府官员的行政成本。这二者之所以很容易“膨胀”，关键在于缺乏真正的“收入约束”。

  建立有效的“财政约束”的关键在于公民权利的落实。遗憾的是，即使寻寰中希望否认“每年吃喝3000亿的说法”，但是他也没有用具体数据来证实。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有具体数据。现在别说他这样的行政机构不可能闹明白具体的财政开支中到底有多大比例被用于提供公共品，到底多大比例被用于行政成本，就是每年的人大代表也闹不明白。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可能都缺乏“闹明白”的动力。因为超过GDP增长速率近三倍的财税收入增长速率，让他们无须担忧这样的比例。相反，他们正在担忧的是“钱花不完怎么办”？《经济观察报》去年10月21日刊发报道《中央部委预算执行缓慢》，因此，财政部给中央各部委“下死命令”，要求他们准备一场“花钱大竞赛”。

  因此，要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关键在于建设一个节约型政府，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公民必须在各个环节依法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首先，税收的增长速率必须与GDP增长速率相匹配，现有的税收制度导致公民以消费下降为代价支撑政府官员的消费无约束，不但不可能建设一个“节约型政府”，反而会导致官民间深层次矛盾。其次，财政开支的方向和比例必须由公民来决定。而配合这两项制度变革的关键，是媒体的公开透明和竞争性的报道。只有这三项落到了实处，官员花钱才会让公民真正地心痛起来，“节约型社会”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作者为高校教师）